陈 先 淮
（一）老龄化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示
在当今这个“老龄社会”里，“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个新名词了。
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老年类型的人口结构状态；老年人口愈来愈多；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愈来愈大；每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都正在经受着老龄化的冲击，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各种各样的老龄问题，也直接间接地反映到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来，反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来。老龄化问题空前的突出，对每个家庭，甚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
因而，“老龄化”已经不再是只在高等学府的课堂上流传的一个专业术语；而是一个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一个与整个社会（甚至每个家庭）的利害得失都紧密相连的现实社会问题了。
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讲，老龄化是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向现代再生产类型的一种结构变化过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无论古今中外，人口再生产的状态和趋势可能千差万别，但是，基本的人口再生产方式有三种典型的类型：即
（1）原始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2）传统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3）现代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与原始、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人口再生产方式是原始的类型。其基本的特点是：
“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增长（率）——短寿命——快更替”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甚至到封建社会的很长历史时期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都极为低下，广大劳苦大众的生活极其艰苦，劳动强度极大，生存环境恶劣，能够维持人们生存的必需产品和剩余产品都不多；一遇天灾人祸，人们就将流离失所，无处逃生；加之缺医少药（甚至无医无药！）、如果疾病流传，频繁战乱、就民不聊生、必定带来人口的大量死亡；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导致人口高死亡率的客观因素（包括自然的因素、社会的因素、人类自身的生理的、心理的因素.....等等)是多方面存在的，也是当时无可避免的——这些都构成影响人口再生产方式的基本动因。
为了维持种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人类必须以高出生（率）来求得对高死亡（率）的补偿，这是生存竞争的需要，更是人类求得发展的前提。
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维持生存不易，即便如此，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相抵消以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仍然很低，人口总量的增长仍然很缓慢；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很短促（据人类学家推算，石器时代的人类平均寿命只有18岁左右；铁器时代的平均寿命也只有25岁左右；）在原始落后的再生产方式下，人口世代更替的速度，必然也就很快了，否则，人类的生存都难以为继。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的生存环境条件逐步的有了改善，生活水平已逐步有所提高。这一切，最终都综合表现为人口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机械化大生产的出现，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人口死亡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这段时期的人口再生产方式，逐步地转变为传统的再生产类型。其基本的特点表现为：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
在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这个历史阶段，人口的出生率水平仍旧维持在高水平上；而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的上升，，加之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有所提高；虽然人口的世代更替速度有所减缓，但人口总量的高增长在所难免——这就是传统型人口再生产的特点所在。
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新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涌现，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但是，人口总量的增加，势必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桎梏。在高度社会文明的环境里，人们的传统观念和传统行为方式，也会与时俱进地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会普遍地认识到，无论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或对个人，高生育率都不会带来多大好处，从而就会放弃旧的传统生育观念，改变传统生育行为；整个社会的生育率也就会逐渐降低，逐步进入一种低增长（甚至零增长）的状态。“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或零增长率）”这是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根本特征。
由此可见，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演变，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断转变的。
正因为这样，世界著名的人口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A.J.寇尔，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曾经提出了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来划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五阶段理论”：
寇尔的“五阶段理论”，得到了国际人口学界的广泛认同．
显然,寇尔的“五阶段理论”，是在前述人口再生产方式三种典型类型的基础上，加进了“前工业化阶段”和“现代化增长阶段”这两种过渡类型。而这五种类型的基本特征，还是由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来决定的。
在寇尔的模型生命表和稳定人口中，“原始静止阶段”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处在千分之５０．０的高水平上；虽然自然增长率为零，总人口处于不增不减的静止状态，但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有20岁左右，能够活过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极少；即便是有，也多为“慈航普渡”的高僧、超凡脱俗的高人、或者清心寡欲的“仁者”（亦如孔子所说的“仁者寿”）。所以，当时是不存在老龄问题的；
“工业化阶段”的人口死亡率虽然有了明显的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也有了提高，但是，人口出生率还保持在千分之45.7的高出生水平上，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甚至占４０％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不超过5%，也不可能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
而只有到“现代化增长阶段”，当人口出生率下降到千分之20.4以下,每年的出生人口少了，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小了；加之人口死亡率下降到千分之10.4的低水平,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又大有提高，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口愈来愈多,老年人口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开始出现老龄化的趋势——这不能不说是社会进步的一大表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示之一。
当然，“现代化静止阶段”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目标。在这个阶段，人类将长期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或零增长）——长寿命——慢更替”的态势下，人口总量长期处于不增不减的静止状态；长期的低出生低死亡，必然造就平缓的年龄构成状态；平均预期寿命超过77.5岁——从而，必然加速老龄化的进程，使整个社会平缓地向高龄化的结构状态推进。
显然，这种“现代化静止阶段”的人口态势，只能出现在经济高度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科学文化高度发达、文明程度极大提高的历史条件下；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种人口态势一但形成，又会反作用于客观环境条件，促进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推动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只能出现在这最后的两个阶段——即“现代化增长阶段”和“现代化静止阶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出现大幅度下降以后，才有可能出现整个人口的老龄化。
总之，老龄化始终与现代化紧紧相连的；老龄化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示之一。
（二）老龄化的人口学涵义
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讲，老龄化是人口结构变动的一种基本态势，是老年人口不断增长及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一个过程。
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人口总体，都是由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口群体构成。不同时期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造就了不同国家的年龄结构状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总体的年龄结构状态也在不断的变化，因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不同时期的人口年龄结构状态是各不相同的。
人口学把这些千差万别的年龄结构状态，划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即
（1）年轻型的人口结构状态；
（2）成年型的人口结构状态；
（3）老年型的人口结构状态。
为了便于分析比较和研究探讨不同年龄结构状态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还专门提出了划分三种年龄结构状态类型的指标和参数值：
联合国:《世界人口趋势和政策》卷1（英文版）纽约1979年出版 （P：125）
註：* 少儿系数 指14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
** 老年系数 是指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年龄中位数 是指总人口中半数人口达到的年龄界线（岁）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动是一种动态过程，因而，老龄化过程的实质，就是从成年型结构向老年型结构的转变、以及在进入老年型结构后，继续向高龄化方向发展演变的一种长期态势和过程。
在人口学中，“老龄化”是个大概念，它包涵了“总人口的老年化”和“老年人口的高龄化”这样两个概念——“老龄化”是“老年化”和“高龄化”的总称。
老年化与高龄化虽然都是同一过程的两种表现形式，但是，两个概念的实际涵义及性质特点还是有所差别的。
一般而论，“老年化过程”主要是表现为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愈来愈多、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愈来愈大；而“高龄化过程”则主要表现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愈来愈多、及其在老年人口中的比重愈来愈大。
无论对社会或者对家庭而言，低中年龄段的老年人口的增加（即60岁至80岁的老年人口的增加），并不足以形成一种强大压力；然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的增加，就必然会构成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不可避免的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因此，切不可把总人口的“老年化”与老年人口的“高龄化”完全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从人口学的根本意义上讲，推动老龄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水平和死亡率水平的持续下降。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年龄结构，都是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出生率水平和死亡率水平这两个因素。
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包括传统的婚姻观念、恋爱观念、家庭观念、生育观念......)；各种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确立；少年儿童抚育成本的不断提高；也都会促进传统生育观念的改变,有利于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从而必然导致出生人口的连年减少,使得少年儿童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相应地，这也必然会导致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上升,相对地提高了老龄化的程度,加速老龄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又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劳动条件、工作条件普遍得到改善；居住环境、生活环境普遍有所改善；加之医疗条件与卫生条件也愈来愈好,从而使得人口死亡率水平持续下降,使得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实际的寿命水平,也都不断延长；这就必然导致老年人口连年递增，必然导致老年人口比重的持续上升,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样，这也必将加速整个社会老龄化的进程。
应当看到，只有在现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不断进步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生育率水平和死亡率水平都持续下降的长期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老龄化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
（三）老龄化的社会学涵义
从社会学和老年学的角度来讲，进入老年型社会也就意味着老年人口愈来愈多，特别是高龄老人愈来愈多。老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高龄老人是老年人口中的一部分特殊群体。
无论在社会上或者在家庭中，高龄老人往往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他们有他们的特定作用。
由于年龄的因素或者健康的因素、由于生理条件或者心理条件的原因，高龄老人往往在医疗卫生和保健护理方面，在居住环境及家庭设施条件.....等等方面，都可能有他们特定的要求；无论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照料方面，也都有他们的特殊需要。一般说来，高龄老人都有一些特殊的生活习惯和特定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精神生活的需求方面，在为人处事的适应能力方面,在思想意识、心理情感、性格脾气、情绪态度、....的修养与调整方面,也都各有其特殊的规律性。因而，解决高龄老人的各种实际问题，往往比解决其他低龄老人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龄化趋势的发展也势不可挡，这也是无可回避的历史潮流。
高龄化是老年化的后续发展阶段。这是社会稳定进步、经济繁荣昌盛、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生存环境条件不断改善的具体表现，是人们平均寿命不断延长的必然结果。
但是也必须看到，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激巨增加、势必增加解决老龄问题的难度。
高龄化趋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势必使社会生活的节奏减慢；使社会的负担加重；国民收入分配中老年消费比例的上升，又势必影响到积累比例的增长，从而影响到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高龄化趋势的发展，还会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产生愈来愈严重的影响；对家庭结构、人际关系、社会活力、以及人们的心理心态的变化，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从而直接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通常，高龄化过程总是伴随着老年化过程出现的。但是，这两个过程既可能是同步的发展，也可能是不同步的发展（这完全取决于不同时期的人口结构状态）。
一般说来，当高龄化过程快于老年化过程的时候，高龄老人的增长速度就更快一些，从而整个社会发生各种老龄问题的频率就要大得多；伴随庞大高龄群体的增加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如高龄老人的医疗护理需求问题、高龄老人日常生活的照料问题......等等）就要多得多。
当前，老龄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实际老年问题，例如，随着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独生子女家庭愈来愈多，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社会上的孤寡独居老人也愈来愈多、单纯老年夫妇组成的“空巢家庭”愈来愈多；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共同组成的“两代纯老家庭”也将愈来愈多；这些老人的生活起居问题、医疗护理问题、日常照顾问题......等等,往往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都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在我们这样有着尊老爱幼传统风尚的社会环境里，但凡是涉及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事，都得充分考虑到老人自已的意见和要求。例如，大多数老人都希望在自已日常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从而，“在家养老”（或“居家养老”），就是他们合乎逻辑的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在家养老”（或“居家养老”）实际上是社会投入最少、取得社会效益最好的一种养老方式。而且又是最合乎绝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习惯的一种生活方式。
而从经济保障的资金来源方面来看，从以家庭养老为主逐步向以社会养老为主的过渡，将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这将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如何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充分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和作用，大力发展和完善社区为老服务体系，发展分家庭单元式的新型老年公寓，适度建设养老院、社会福利院和长期护理院......等等，都是全社会必须正确面对和处理的实际问题，也是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必须全力做好的一项重大社会系统工程。
（四）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年类型的地区
上海是我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人口结构最早进入老年类型的地区。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就比较好的推行了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低水平。
早在七十年代末期,上海就已步入老年型地区的行列。
八十年代至今,老龄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老化程度也逐年提高。
新世纪初期，上海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达0。64的极限低水平，人口再生产模式早已呈现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零增长率”（甚至是负增长）的现代型特点。
新世纪初期，上海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提高到80岁以上，达到最发达国家的寿命水平。
上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过程
註: 少儿系数 、60岁以上老年系数 、年龄中位数均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进入新世纪以来，老年化与高龄化并存而不同步的特点，给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双重的压力：既不能放松计划生育，又要大力发展社会经济，解决好老龄问题；上海已呈现出高龄化的明显特征来。
高龄化的步伐远远快于老年化的步伐，要解决好高龄老人的问题，大大增加了解决老龄问题的高难度和复杂性。
再来看一看上海市面临高龄化趋势的严峻态势。
上海市总人口、老年人口及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
註: 人口数均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历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由上表可见，从1953年到2000年，上海市总人口的总发展速度达到 264.45%，也就是说总人口净增加了将近1.64倍；而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发展速度达到 1076.95%，老年人口净增加了将近9.77倍，充分反映了上海市总人口不断老年化的进程；
而从1953年到2000年，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总发展速度竟高达4268.57%；高龄老人总数净增加了将近41.69倍，足见，上海高龄化的速度远远超过老年化的速度。
根据科学的人口预测数据，2025—2030年，当上海将进入老龄化高峰期，之后的若干年内，高龄化的程度还将持续稳定地增长，直到本世纪中期以后才能有所缓解。
因此，我们绝不可低估了高龄化趋势对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长远作用和影响。
(五) 我国已步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
当今的时代，老龄化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发达国家早在100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老龄化的趋势了；中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后半期，也纷纷跨进老龄化地区的行列——它们在解决各种老龄化的实际问题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的吸取和借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我国人口再生产的特点是：长期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再生产方式下。全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0-50岁，年龄结构长期保持在年轻型结构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为人口的发展提供新的条件。整个五十年代，都是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因而，直到七十年代以前，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仍然属于典型的年轻型结构。
从八十年代开始，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受生育率水平和死亡率水平持续下降的影响，我国人口逐步演变为成年型结构，直到上个世纪的末期。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过程
註: 少儿系数 、60岁以上老年系数 、年龄中位数均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到上个世纪的末期，我国人口再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特点。九十年代中期，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提高到70岁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寿命水平。
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国也已开始跨进老龄化国家的行列，整个社会已呈现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特征来。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科学的人口预测数据表明，当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进入老年期以后，即2030年前后的若干年内，我国也将进入老龄化高峰期。届时，我国就将面临3-4亿老年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可能是人类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社会问题，在近现代世界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承受过如此厐大的老年人口的压力。
亿万老年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与每个家庭、与整个民族以及全社会的发展都密切相关，而且，老龄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它又是广泛涉及社会、经济、法律、制度、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甚至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受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社会问题。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将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为此，整个社会都必须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方可避免临渴掘井之苦，从容不迫地面对老龄化的挑战。
老龄化实质上是人口结构变动的一种长期趋势，没有一段相当长时期的发展演变，老龄化是“化”不出来的。因而，考察老龄化问题，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必须从长期发展趋势入手。也就是说，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对策，也必须从长计议，高瞻远瞩；切忌目光短浅，急功近利。
（六）关于老龄化的战略对策思考
面临严峻的老龄化态势及日趋严重的老龄问题，我们必须作出应对的战略思考。
1.在正确认识人口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解决各种实际老龄问题出力,大造社会與论,形成社会风尚,发扬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培养自觉爱老助老的社会行为规范,为老年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与此同时，还必须大力提高老年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自我服务的能力，为老年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
2.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经济,培养高素质、高效率、乐于为社会服务的社会劳动者,以应对社会负担过重的老龄化态势；
3.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养老保险事业,切实解决好“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问题，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战略目标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4.切切实实地搞好社区建设，发展老年护理产业和老年服务产业，大力开展各种志愿人员为老服务活动，推动老年事业的健康发展；
5.切实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维护老年人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
6.各级老龄工作机构必须进一步贯彻改革的精神，切实为广大老年人做好事办实事；
7.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积极开展老龄科学研究，借鉴发达国家老龄化对策的经验与教训，真正为解决老龄问题提供理论指导，为老龄化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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