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三角区域”人口资源流动和融合分析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郑梓桢

　　
　　区域合作是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新“亮点”，它是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演进阶段。区域合作概念下的人口资源融合将进入新的阶段。
　　
1．“泛珠三角区域”概念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产生

　　当今，在世界走向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经济发达的中国沿海省市区将目光投向内地，急欲寻找更大的发展腹地；而内地省市区亦急切寻求借力，加快工业化起飞速度。众多的省市区不约而同地谋求合作，谋求发展合力，谋求更高层次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便是这种区域战略意图和构想的最新产物。

　　基于与珠江流域相连、与大珠三角相邻、经贸关系密切三方面因素，“泛珠江三角区域”的范围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为了便于记忆，可称“9+2”。九省区的区域面积20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0.9%；人口4.5亿, 占全国的34.8%；生产总值38846.3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33.3%。加上香港和澳门，整个“泛珠三角区域”面积200.6万平方公里，超过印尼（19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37.8万平方公里）的5倍；人口4.53亿，超过欧盟（4.5亿人），为俄罗斯（1.5亿人）的3倍；GDP6526亿美元，超过印度（5120亿美元），接近加拿大（7621亿美元）。可见“泛珠三角区域”的重要地位十分突出。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合作宗旨是强调在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开展合作，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质量，以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共同发展，提高整体竞争力。它是区域合作的创新之举，标志着中国区域合作出现了一个东部、中部、西部合作发展的新模式。
　　
　　2．“泛珠三角区域”人口资源流动的现状分析
　　
　　在以经济为主的诸因素影响下的人口迁移流动与人口城市化过程，是人口资源不断整合、组合的融合过程。于中国而言，其本质是农民劳动力、农村人口向经济发展热点亮点地区、向城市转移的过程。
　　
　　粤港澳地区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城长性最好的地区之一，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起着“龙头”作用。其中广东省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二十多年来一直是经济发展最快的省，它内中的珠江三角洲更是经济发展热点中的最热点，亮点中的最亮点。广东，特别是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在全国范围和“泛珠三角区域”范围人口迁移流动，人口资源重新组合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1978年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运动愈趋活跃，活动半径愈加扩大。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信息揭示了全国以及“泛珠三角区域”的人口迁移流动和人口地域、城乡再分布态势。2000年全国迁移流动人口已达12107万，其中省际迁移流动人口4242万（本文“省际”或“跨省”定义指中国大陆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之间。限于资料，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占全国迁移流动人口的35%。在全国省际流动人口中，流入广东1506万人，占全国该类人口的34%；形象地说，每三个在国内跨省流动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奔广东而去的。而流入广东的人口中，90%以上是聚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区域。
　　
　　“泛珠三角区域”是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最活跃，人口城乡重新分布最剧烈地区。该地区地理范围仅包括9个省自治区，参与省际迁移流出人口2067万，占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省际迁移流动人口总量的49%。特别要指出的是：“泛珠三角区域”内省际流出人口中，有1100万是流入广东的，占区域内该类人口的54%，即一半以上流入广东；占全国流入广东人口总量的73%，即流入广东人口中七成以上来自“泛珠三角区域”内人口。可以说，在瞩目世界的国内人口向广东移动的洪流中，主流在“泛珠三角区域”；表现为“泛珠三角区域”内人口向广东，主流向珠江三角洲，实质向珠江三角洲的城镇地区的汇聚。它说明：“泛珠三角区域”内省际人口互动极为频繁，人口在激烈整合；“泛珠三角区域”大范围人口迁移流动与广东、尤其与珠江三角洲密切相关，“泛珠三角区域”概念诞生以前早就有“合作”存在，源远流长；“泛珠三角区域”内的人口资源融合重组与该圈内的人口城市化进程演变有着现实的、内在的和密不可分的规律性联系。
　　
　　首先，“泛珠三角区域”内的人口资源融合重组与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城市化演变进程紧密相关。众所周知，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在广东经济的起飞与高速发展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广东自觉不自觉地、主动或被动地实行着一种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丰富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吸引以“泛珠三角区域”为主的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持续地向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集聚（估计当前已超过2000万人），演变出当今广东人口城市化水平达56%，珠江三角洲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70%的局面。
　　
　　其次，“泛珠三角区域”人口资源流动重组的上述走向与国内各省区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战略意图紧密相关。“泛珠三角区域”人口资源丰富，且极富流动性。圈内9个大陆省区中有五个是净人口流出省区，一个是净人口流入大户。按省际迁移流出人口数量排序，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前四名中“泛珠三角区域”占了三名，分别是第一位的四川（694万），第二位的湖南（431万），第四位的江西（368万）。如果加上第七名的广西（244万），仅上述四个省区的省际迁移流出人口就占全国该类人口总量的41%。值得注意的是，该四省区的省际迁移流出人口主要是流入广东，依次分别占其省区总量的41%、77%、44%、91%。事实表明，包括这四个省区在内的“泛珠三角区域”诸省区自觉不自觉地、或主动或被动地实行着一种人力资源大规模输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该战略与广东紧密相关。实行这种战略形成的特点是在经济上有回报，在人口上舒缓、转移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省内人口在省内省外并行实现城市化，且互相促进。例如四川省，2000年输出劳务挣回收入达300亿元，相当于当年全省财政收入。2001年达460亿元，其中直接通过邮局寄回的钱就有270亿元，而当年四川省财政收入也就271亿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输出劳务争回了全省的财政收入。有研究指出，在广东当外来工回流湖南的湖南流出人口（特别是因广东经济和就业市场出现波动时回流湖南的广东外来工群体）并不总是退回农村流出地，相当一部分滞留在湖南的城镇地区。这是包括“泛珠三角区域”在内的国内人口迁移流出大省的普遍的人口迁移流动和人口城市化景观。
　　
　　3．未来“泛珠三角区域”人口资源融合的思考
　　
　　从“百万民工下广东”到“千万民工下广东”，集聚珠江三角洲城市，国内和“泛珠三角区域”的这种人力资源流动态势持续了近二十年，这种局面当前和今后均存在着变数，左右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取决于广东未来经济发展战略中对人力资源利用需求的战略定位走向。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正加紧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目标是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一条理想的道路，至少在理论上表明广东尚没有放弃充分利用人资源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如果实践上偏离修正，从以往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战略上后退，“泛珠三角区域”内人口资源分布和广东人口城市化格局将面临调整：广东将致力于本省人口的城乡合理分布，实施本省人口的城市化战略；“泛珠三角区域”内人口流入广东，在广东实现其就业并城市化的通道将不再顺畅，甚至严重阻塞。若其他省区的劳动力资源输出战略不及时作相应调整，区域内人力资源融合将出现紊乱状态，区域矛盾升级激化。
总之，当前和今后广东以及珠江三角洲的产业调整升级，人力资源上由追求数量战略转变为追求质量战略或数量质量并重战略；“泛珠三角区域”内各省区经济发展战略尤其产业结构战略调整，例如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内移北移战略，或发挥后发优势一步到位，以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高科技产业为目标的战略，都会给各自本省区和“泛珠三角区域”的人口资源融合重组造成短期、中期和长期各异的正负面牵动，从而给各省区及整个“泛珠三角区域”的人口城市化格局以深刻的影响，“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区和整体人口资源组合和人口城市化演进，将可能有新的变迁
　　
　　以上是从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因素角度考虑对人口资源融合重组和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左右，其实，人口因素本身的影响，无论对中国全国层面，还是对“泛珠三角区域”层面，抑或广东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层面，都是十分巨大的。
　　
　　中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这种人口状态将持续二三十年时间，“泛珠三角区域”属其中处于最严峻态势区域。当前理论与实践上均存在争论，一方意见强调中国人力资源丰富是一种优势，要继续实行充分顾及利用自身资源禀赋结构，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另一方意见不承认劳动力资源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认为实行人力资源比较优势战略会陷入发展陷阱，在经济发展上永远处于被动、落后和依附状态。其实，无论看作资源优势也好，看作劣势也好，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群体是一个事实存在，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负荷，是令中国无法依循并无人口过剩负担压力的发达国家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轻装前进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不同，它是无法搁置备用和冷处理的资源和要素；搁置和冷处理的后果是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必然殃及经济发展环境。人力资源整合，过去是省自为战，缺乏大局意识。“泛珠三角区域”概念的崛起，为各省区人力资源融合重组和人口城市化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与运作空间。如果“泛珠三角区域”先走一步，圈内各省区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紧密和互动的合作，人力资源融合和人口城市化将会出现新的良性发展前景。
　　
　　“泛珠三角区域”人口资源融合和人口城市化方面的互动合作，未来重点第一可选择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人才流动制度的地区衔接、融合甚至统一作为突破口。二十多年来，“泛珠三角区域”劳动力人口和人才大规模向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移动汇聚，虽然持续不断，但并不畅通，未能达到最大效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工业化职业或在城市从事劳动，但并没有完全覆盖于社会养老保险网络之内；或虽然在劳动省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但由于各省区制度不一，无法衔接，从而返回迁出省区后无法继续参加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离开土地和失去土地的以剩余劳动力为主体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即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没有足够有利的基本风险保障，人口城市化因缺乏质量而流于形式，农村人口陷于留不下城市回不去农村的困境。“人才东南飞”，流入包括广东在内的沿海地区是事实，但阻力重重，由于人事制度，工资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等诸方面的各省区的不同政策，使人才无法自由流畅无后顾之忧地在城乡和城市间流动，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户口的短期内完全开放和无限制是不可能的，但在以社会养老保险和人才调动工资保险福利为核心的政策制度上各省区尽快实行衔接，主动地互动合作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可编织完善且省区间可对接的广泛社会保险和人事调动网络，让“泛珠三角区域”内人口资源更自由、科学、有条不紊地流动，劳动力人口和人才按市场要求不断调节至最优状态，圈内人口资源达至富有效益的融合。最终达至人口合理的、理性的城乡分布和区域分布，实现稳定的名符其实的人口城市化。
　　
　　第二，“泛珠三角区域”内各省区应充分重视劳动力人口的就业职业教育培训，加大投入和合作力度，引导区域内人力资源的流动、优化重组和融合进入良性竞争的环境。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的人口城市化战略，要让农民有城市就业和职业技能才能进城并留下；实施产业机构调整升级战略，要不断教育培训才能保证相应素质劳动力资源的供应；消除地区人为不公平流动壁垒，劳动力人口的就业职业教育培训是上佳途径。
　　
　　第三，劳动力资源输入省区和输出省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口城市化战略上实行应有对接。劳动力资源输入省区只顾劳动力的使用，不考虑他们的驻留；劳动力资源输出省区只顾劳动力的输出，不考虑他们的回归。这种省自为战的人口资源流动局面在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今天不应持续下去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区域视角下的统筹兼顾、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考虑。例如，未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必定会成为中国人口最稠密地区之一，国内迁移流动人口的主要承载地之一，人口高度城市化地区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人口容量能无限膨胀，珠江三角洲地区及其城市的人口承载力也必定是有限的。设定珠江三角洲地区或广东能承担消化“泛珠三角区域”剩余劳动力大军及其城市化转移是不切实际的。东南沿海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及广东情况相似。因此，外出人口在流入地打工，在流出地城镇安家是普遍现象。之所以有这种景观，除上述原因外，还和中华民族家乡情节重，乡土观念浓，重亲情乡情的伦理型民族心理相关。根据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程，笔者认为，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人口省区外工业化，省区内城市化”模式（例如在广东打工，但不在广东安家，而是在家乡所属省内城镇安家）会与人口工作安居在同一城市的人口城市化模式并存，也许前一模式更为现实和实惠，为更受农村人口欢迎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城市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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