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捷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2001级博士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口研究进入了1900年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在对人口一般规律进行研究的同时，各种专项调查和研究也纷纷涌现，如，人口老龄化研究、人口迁移研究、妇女生育率研究、死亡率研究等等。这些专项研究的出现得益于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随着人口普查资料的开发，人口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显现，如，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出现了一些新的人口现象，如，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些专项研究项目的对象不仅仅是人口问题，还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等，从而要求人口研究工作者不仅要研究这些问题和现象的特征和规律，还应根据中国国情提出适当的经济社会政策建议。从研究的特点来看，这类研究在以人口研究方法为基础的情况下还使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它促使了两种新情况出现：其一，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进入人口研究领域，有些学者在长期从事这类问题研究之后成为了人口学者。其二，这类问题的研究成果具有多学科研究综合的特点，这使得它们有别于其他人口专项研究的内容。
一、人口老龄化研究
人口老龄化最初是表现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一种老龄化现象。
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研究过程中，通过对第一、二、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比分析，人口学者发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老龄化趋势：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1953年为36.28%，1964年为40.69%，1982年为33.59%，1990年为27.62%，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1953年为4.41%，1964年为3.56%，1982年为4.91%，1990年为5.57%。据刘铮1992年测算，2000年以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由成年型稳步向老年型过渡，在2000-2020年间，中国人口将发展成为典型的老年型人口，20间老年人口数几乎要翻一番，平均每年递增3.13%，大大超过全球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成为促进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到2020-205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急剧提高，并向高龄化挺进。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而其人口老龄化却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并且，当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比重达到5.5%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当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为9.0%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0美元。然而，在中国，当199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5.6%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300美元。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相匹配，人口老龄化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第一，劳动适龄人口抚养比上升，现有经济水平难以承担重负；第二，在保持现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未来老年人口的家庭养老模式将不能完全维持下去。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城乡调查队组织全国20个省市地方社会科学院及高校进行了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调查样本36,755人，其中市镇17,819人，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口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和生育、家庭规模和类型、收入和经济地位、就业与职业、供养和医疗、健康和生活料理、居住和活动等9个方面。
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下，在12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调查样本20,083人，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口基本特征、经济收入、社会活动、心理状况和访问印象等5个部分，64个调查项目。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在3个省调查1200名成年户主，进行"现代家庭与养老相关性研究"，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变化、家庭经济（包括"代际间经济往来"）、家庭养老、家庭文化、家庭以外养老5个部分。
通过对调查资料和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查瑞传、邬沧萍、刘铮等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成因以及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邬沧萍认为，出生人口的急剧减少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因素，而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大大超过其他各国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由于中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大，人口老龄化会使社会感到养老负担更加沉重，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更大 。
田雪原认为，人口老龄化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结合在一起。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 。
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 。
乔晓春认为，年龄结构对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 。曲波认为，单纯以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来衡量人口老龄化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年龄结构总体的变化，应该以年龄中位数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指标。
陈卫认为，中国将是人口老龄化潜力最大的国家，中国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这一趋势将由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得到强化，为了不使生育率下降带来过于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可以通过完善生育政策对其加以调整，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由各自生育率转变的时间不同和速率不同所决定的 。
杜鹏在总结了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成果之后，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结论，他认为，（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应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比较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有关概念和指标体系之后，发现用不同的老龄化指标衡量分析中国人口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会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异；（2）利用四普资料作新的多方案的人口预测发现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正在加快，预计2020-2045年为老龄化水平的高峰期；未来60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老龄化速度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3）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分别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同时，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都有待于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4）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来的老年人口。
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 。
人口学界在认识到人口老龄化人口学特征的同时，也意识到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综合多名学者的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有如下影响：首先，人口老龄化会加大社会养老负担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1990年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2000年抚养15.60人，2025年抚养29.46人，2050年抚养48.49人。同时，总抚养比也相应上升，从2035年的59.5%上升到2050年的76.8%。据1999年世界银行资料，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3.5%，现在却负担着世界20%的老年人口；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可占世界的10%，却仍要负担世界20-25%的老年人，尽管老有所养可能不会成问题，但是，高龄老人成倍增长，则老有所医和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问题会更加突出。第二，伴随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必将对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第三，人口老龄化使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大量增加，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第四，人口老龄化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为了满足老年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应当发展老龄产业，增加老年人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业，改造不适应人口老龄化的住宅、社区和环境，发展老年人衣、食、住、行、用、文等各种消费品。第五，人口老龄化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因而迫切要求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因此，总的来看，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既然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于学军认为，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影响。分阶段看，在2020-2050年之前，人口老龄化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人口条件，利大于弊。此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其不利影响将是主要的，但只要我们能利用前期阶段的有利时机，采取相应的对策，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就可能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邬沧萍认为，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是多方面的，表现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家庭、代际关系等诸多方面。经济方面的影响表现在对经济发展速度、劳动生产率、消费、储蓄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和影响的方向（正面或负面）目前尚难做出定论，主要是因为缺乏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但可以明确，其负面影响在于人口老龄化对老年社会保障和老年医疗保障的影响上，即人口老龄化加大了社会保障碍和医疗保健的支出，这些可以得到统计数据上的证明。同时，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政治、科学文化以及代际关系等的影响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会有所变化，如果说老年人的社会价值随着社会发展而提高，那么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则会减小 。
根据人口老龄化产生的上述不同影响，人口学界进行了分类相关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老年人口的养老方式及其养老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是这些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它得到了人口学者全方位的系统研究，也得出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陈功总结了人口学界诸多养老方式的学说 。他认为，在现有的养老方式研究中存在5种学说。其中，结合说是所有研究中提法最多的一种学说，结合说认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 。第二种是并存说，并存说认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将并存发展，甚至长期并存发展 。第三种是主辅说，主辅说认为我国的养老模式应以家庭养老为主，以社会养老为辅 。第四种是综合说，综合说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养老之路是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作为基本养老方式，同时积极发展社会化养老事业和社会化助老事业，以期在最综合的框架中解决好以多样化需求以及如何使需求得到满足的养老问题 。第五种是替代说，替代说认为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减弱和社会养老功能逐渐加强这一社会发展趋势无法逆转，以家庭子女为主要承担者的养老方式将逐渐被现代的、以社会力量为主的养老方式所取代。
在上述不同的学说分类中，还展现了多种非常详尽的养老方案。如，桂世勋等人通过对上海市的调查资料分析提出了老年供给的"填补理论"，认为子女数的多少与老年人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净经济供给总量没有太大的关系，由此提出了妥善解决未来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经济供给的对策建议。这些研究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方面提出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
二、人口迁移与人口城市化
人口迁移是也是新时期出现的重大人口现象。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开始由政府计划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随之，人口流动管理制度和调控措施的也发生变化，因而大大方便了劳动力在全国范围的流动。在劳动力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全国范围的劳动力流动急速增加。并且，表现为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开始了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和第三产业流动；第二，大量的劳动力从内地流向沿海地区，以致于延续数百年的向北、向西开发自然资源富集区、边疆地区、人口稀疏地区的迁移流，转变为向东部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的迁移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殊的人口迁移现象。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主持了74城镇迁移人口抽样调查。该调查对全国21个大城市、12个中等城市、10个小城市和31个镇的23,895个家庭户和1643个集体户的100,267人进行了调查，比较全面地收集了这些城市和城镇建国以来迁移人口总量、迁移率和迁移人口的基本特征以及人口迁移与生育、就业、和城市化的关系等方面的信息，为分析建国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的迁移变动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料。之后，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1988年生育节育抽样调查、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等调查涵盖的人口迁移内容也为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同时，许多大城市也进行了流动人口抽样调查，郑桂珍最早在上海最早进行了流动人口调查，随后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张开敏等人也多次进行了上海流动人口调查。进入90年代之后，上海每两年都对流动人口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北京在1985年之后于1994年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流动人口调查，之后，又于1997年11月举行了全市范围内的外来人口普查，此外，重庆、西安、深圳、沈阳、成都、郑州、武汉、广州等城市先后进行了流动人口调查。这些调查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区域人口迁移资料。
根据这些调查资料，人口学界对人口迁移的定义、迁移的主要原因、迁移决策、迁移方式、迁移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以及迁移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近百年的人口迁移历史来看，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只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且，这种迁移并不拘泥于户籍变动，所以人口学界对人口迁移的定义存在诸多不同见解。彭勋从人口迁移所具有的时间、空间、目的出发，可以将现有的人口迁移定义归纳为宽、中、窄三派。其中，宽派从迁移的空间属性出发，着眼于人口的空间位移、或地区、地域分布的变动。中派从目的属性出发，认为迁移是以定居或居住为目的。窄派则以三属性中的两或三个属性来共同界定人口迁移。三派均认可较长距离、以较长居住为目的向某地的迁移是人口迁移。而对于短期外出公务、务工、度假、旅游或季节性、周期性、往返性的人口空间移动，三派则有不同的看法，宽派认为其属于人口迁移，而中派和窄派则认为其属于人口流动，其相应的人口应称为流动人口 。杨云彦等人认为，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其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较大。并且，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的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了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 。
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口迁移的主体，因此，其流动的原因成为了研究重点。在此，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和托达罗迁移模型对人口流动的原因分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者们一致认为，寻找就业机会、寻求较高期望收入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
而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口迁移也具有与中国其他时期人口迁移不同的特征。
许多学者认为，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 。并且，张善余等人认为，女性净迁移的相对收入弹性大于男性，男性净迁移的距离弹性大于女性，体现在省际净迁移中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长距离迁移，更易受收入差距的激劢，其表现在通过婚姻而发生的女性人口迁移 。与男性相比较，男性在向东部主迁移的同时，还伴随着小规模的逆向迁移，而女性却不具备这一特点，女性迁移流包括婚姻迁移流的宏观流向均为向东，这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女性主要是短距离婚姻迁移的态势 。其次，与男性相比，外出务工女性低龄化、未婚化倾向突出，其就业也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和传统服务业。同时，赵耀辉等人认为，迁移和流动人口的迁移与其文化程度相关。现有的户口迁移人口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而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情况则相反 。李培林等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通过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流动，并且，这种流动产生的累积效应使得有的地区、有的职业具有更强的迁移倾向，形成迁移链 。
与此同时，影响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因素也是人口学界研究的重点。王桂新、李树茁、范力达、蒋正华、周皓等人认为，迁移率主要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正相关，与迁移距离负相关，户口迁移以学习培训、毕业分配、调动工作为主，暂住人口以务工经商为主，均以大中城市为主要迁入地，以省内迁移为主，跨省迁移以地带内为主，远距离迁移主要指向东部沿海地区，并形成不同规模的迁移圈。同时，王桂新认为存在6大基本迁移圈和3个迁移副圈 ，距离在迁移流向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人口学界从关注迁移和流动人口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对迁移人口更深层次的关注。如，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
研究表明，对于那些没有实现户口迁移的迁移人口（或称流动人口）而言，由于体制障碍，他们无法进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 ，也无享受与城市居民在居住、就医、子女入学等方面同样的待遇，而且，他们在社会心理、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等方面也与城市居民有很大差异。他们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近郊工业区或乡镇企业宿舍或租住农民屋，他们一般在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形成居住最为密集的地带。从他们的消费情况来看，他们的生活非常节俭，而且，他们的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自已的大部分收入带回家乡而不舍得消费。并且，随着他们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延长，他们的居留倾向也越来越明显，而且滞留时间明显延长 。
学者们认为，人口迁移特别是那些户籍未发生改变的人口流动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大影响，并且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对人口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曾毅认为，通过人口迁移实现人口城市化可以实现人口控制的方案。从控制人口的效应方面来看，农村人口在迁入城镇后，其生育行为向城镇趋同，能起到降低生育率、有效控制人口的效果 。同时，杨云彦认为，农村劳动力迁入城镇将缓解城镇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其运用多区域模型进行了详细测算，方案I假定城乡之间完全隔离，没有相互间的人口迁移。按该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5.55亿，人口负增长将在2035年后出现；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城镇人口迅速老化并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方案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预测结果表明，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4.81亿，并于2030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35年前超过50%，城镇和农村人口同步老化；方案I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2%，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这一方案总人口最高可达14.39亿，并于2025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超过50%，人口老化的程度高于方案II，且农村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高于城镇。
第二，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人口迁移有利于人口城市化，同时还应加强这种城市化过程。左学金认为，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在推向深入的过程中，首先在观念上要有两个突破：第一，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行政手段干预城市的发展，其结果，不仅总量控制无法实现，还导致严重的结构矛盾，城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问题均十分突出。第二，要突破短缺经济的思维定势。在经济发展超越短缺条件后，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城市活动人口的增加、产生了商品和服务需求，将促进城市发展和就业人口 。但刘家强认为，过高速度的城市化可能加剧农村人口的老化并导致人口过快收缩，而且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这就要求在长期发展战略中采取温和渐进式的城市化模式，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均衡发展 。辜胜阻也认为，要特别注意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协调城乡关系 ，以促进城乡的共同发展。
第三，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蔡昉认为，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 。朱宝树认为，中国的省际人口迁移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而且，对各地区城镇化的差别效应不仅仅单纯地反映在拉大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距，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缩小城镇化发展速度地区差异的作用 。
第四，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劳动力就业，一
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限制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赵敏等人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 。
第五，对流入地社会治安的影响。郑梓桢认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相类似，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问题逐渐为城市政府和社会严重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是因为流动人口数量庞大，更多的是因为流动人口中的或由其引发的触动社会稳定的诸多社会问题。流动人口中的失范现象其主因有时是失范，有时是制度缺陷，但更普遍的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与人口老龄化研究相类似，人口迁移与人口城市化研究在人口城市化的战略上提出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人口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农村到小城镇再到城市。并且，以小城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区域。因此在农村中需要建设大量的适合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小城镇。关于如何建立小城镇，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要以农村工业化为依托发展小城镇。但是，如何开展农村工业化，则存在两种观点：其一认为，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发展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小城镇。其二认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既可以提倡以政府为主导的苏南模式，也可以提倡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在人口城市化路径选择上的另一种观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直接到城市的模式。有学者认为，从规模效益来看，大城市具有小城市及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规模效益。并且，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城市的集聚不仅可以节省小城镇的建设成本，而且还可以推动大城市的人口城市化规模，扩大大城市的功能。
三、其他专项研究
1、女性人口及社会地位研究
由于女性人口具备的生育功能，女性人口在人口增长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女性人口的生育特性、生育观念及其所具有的婚姻家庭特性一直是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同时，由于女性人口长期社会地位低下，因此，女性人口的就业及社会地位也是人口学研究的重点。
--影响女性生育水平研究
1982年至1986年间，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和成都等地进行了城市居民婚姻、家庭情况调查。1983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对1949、1953、1964、1979、1982五个年份进行了省内婚姻和家庭状况回顾性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在掌握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动态分析和地区间的比较分析。1987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进行了22省女性生命周期调查。1992年在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进行了10省市"家庭经济与生育"抽样调查。1992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在福特基金资助下进行了"妇女生育与健康"调查。
诸多调查资料表明，女性人口的生育能力与年龄密切相关，它是影响人口生育水平的基本因素。其次，婚姻状况、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差异、职业、文化程度也对生育水平有较大影响。
--女性社会地位研究
在女性社会地位研究对象中，首先受到关注的是女性的经济地位及就业。1989年北京市妇联、广州市妇联、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系共同进行了北京、广州、香港三地女性人口就业问题调查。1990年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对女性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家庭收入的管理权、消费决定权进行了详细的调查。1992年受福特基金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进行了"外来女劳工"调查，重点调查了沿海地区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打工妹的生存状况。同时，在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及杭州大学人口研究所合作进行了"中国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调查，分析了中国三类不同地区就业与生育率的关系，探讨了就业模式与生育率的关系。
在关注女性人口就业及经济地位的同时，女性人口研究的视角逐渐走向全面化，多元化，女性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教育地位、婚姻地位、生育地位以及特殊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受到了关注。学者们在综合各种地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衡量妇女社会地位指标体系。谭琳提出妇女社会地位包括5个方面（教育、就业、婚姻、生育、死亡）19个指标，刘爽提出5个方面（健康、文化教育、劳动就业、婚姻家庭、其他）10项指标，全国妇联提出8个方面（法律权力、生育与健康、教育、劳动就业、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婚姻家庭、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生活方式）的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提出8个方面（受教育权、就业权、收入水平、夫妻对婚姻生活的自由权、夫妻对家庭规模及生育决定权、夫妻对家庭资源的支配权、夫妻对自身、家庭成员及重大事特的决策能力、夫妻家务劳动分工）的指标体系。
2、少数民族人口研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关注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也是人口学关注的重点。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社区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综合研究少数民族社区中的人口、社会、经济、自然等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如张天路的"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调查"调查了22个民族100多个社区。另一类为少数民族人口总体研究，以人口学为基本研究框架对少数民族人口群体进行研究。如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资料分析"、田雪原的"中国56个民族人口调研"等。
在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具有独特的学科特点，人口与民族既是该学科产生的原始要素，又是该学科形成的基本构件，两者缺一不可。民族的宗教、文化、风俗等因素渗透在民族人口的运动变化过程中，因而它产生出与一般人口研究不同的学科特点。吴忠观等人认为，非自然因素在民族人口增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如"更改民族成份"、"异族婚生子女的族属选择"、"民族人口跨境迁移"等因素都会促使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发生变化。
在近20年的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当中，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分省区和民族的研究有：《甘肃少数民族人口》（1987年）、《西藏人口的变迁》（1989年）、《云南少数民族人口概论》（1990年）、《壮族人口》（1988年）、《中国鄂伦春民族人口》（1989年）、《中国穆斯林人口》（1991年）、《中国彝族人口初析》（1992年）等。总体的研究有：张天路、黄荣清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黄荣清的《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马戎的《西藏的人口与社会》以及张天路的《民族人口学》。
3、计划生育研究
计划生育研究源于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实践，因此，计划生育研究与一般的人口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点。首先，它基于人口控制思想，对支持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口控制思想源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其次，它不断对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以使其上升为工作理论，如"三不变"、"三为主"和"三结合"理论。第三，它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研究。第四，它研究计划生育工作的功能、组织机构及其效率，为最佳的计划生育工作效率服务。第五，它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进行研究，探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最佳模式。
在这些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杨德清的《计划生育学》、梁济民的《计划生育手册》（1988年）、桂世祚的《计划生育管理》、高尔生、顾杏元、张雪珍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评价》（1990年）等。
从研究对象来看，计划生育研究对象繁杂，因而研究方法也涉及到人口、经济、管理等诸多学科。
4、人口史研究
中国人口史研究原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重视，但由于从人口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往往可以发现人口的动态变化状况，因此，人口史研究也为人口学界所重视。但由于人口史研究所具有的鲜明史学特点，所以，人口史研究一般由具有史学背景的学者承担。这也使得人口史研究具有与其他人口研究不同的特点。
二十世纪后20年是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最繁荣的时期。首先，涌现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如：梁方仲的《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1980年）、赵文林、谢淑君的《中国人口史》（1988年）、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发展史》（1991年）、王育民的《中国近代人口史》（1995年）、杨子慧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1995年）等。其次，涉及的人口现象众多。如地区人口、断代人口史、少数民族人口史、仕宦人口、宗族人口、海外人口、八旗人口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竞能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冻国栋的《唐代人口问题研究》（1993年）、王跃生的《中国人口盛衰与对策》（1995年）、葛剑雄的《中国移民史》（1997年）、吴申元的《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年）、张纯元的《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史》（1986年）等。
1邬沧萍：《调整人口年龄结构是计划生育的社会职能》，《中国人口科学》1987年第2期。
2邬沧萍、徐勤：《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的新认识及对战略对策的新思考》，《中国人口科学》1990年第2期。
3田雪原、胡伟略：《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出版。
4同3。
5乔晓春：《对中国生育度下降过程中的人口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认识》，《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1994年。
6陈卫：中国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老化》，《人口研究》1993年第5期。
7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8同1。
9于学军：《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98-199页。
10邬沧萍：《社会老年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1陈功：《我国养老方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9页。
12邬沧萍：《实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是历史选择》，《中国的养老之路》，中国劳动出版社1998年。
13洪国栋、程上哲、牟新渝：《养老与完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老龄问题研究》1998年第12期。
14张文范：《坚持和完善家庭养老，积极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在"全国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服务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98年。
15穆光宗：《"3+2"养老工程：中国特色的综合养老之路》，《经济日报》1998年10月15日。
16彭勋：《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17杨云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非正式迁移"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18杨云彦：《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的转变》，《人口与经济》，1992年第5期。
19张善余、张茂林：《差别人口迁移与性别构成地区差异的扩大》，《人口研究》1996年第1期。
20张善余：《第四次人口普查省际迁移数据分析》，《人口与经济》1992年第3期。
21杨云彦：《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的转变》，《人口与经济》1992年第5期。
22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经济研究》1997第2期。
23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24王桂新：《省际人口迁移分析》，《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专题分析论文集》下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出版。
25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26张声华：《上海流动人口的现状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7曾毅：《试论人口城镇化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影响》，《人口与经济》1987第6期。
28左学金：《在增长中摆脱旧的城市体制》，《人口研究》1994年第2期。
29刘家强：《中国人口城市化：动力约束与适度进程》，《经济学家》1998年第4期。
30辜胜阻：《论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十大关系》，《人口研究》1993年第1期。
31蔡昉：《转轨时期劳动力迁移的区域特征》，《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5期。
32查瑞传：《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278页。
33赵敏：《上海若干企业外来劳动力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3期。
34丁金宏：《外来民工对上海市职工再就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人口学刊》1995年第3期。
35郑梓桢：《社会转型时期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失范与制度缺陷》，2000年"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和流动人口社区"研讨会论文。
36吴忠观：《当代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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