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龄化先锋——上海人口高龄化趋势研究

张俊良黄必富

[关键词]：老龄化高龄化老龄产业

伴随着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也日渐显现；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城市不仅在经济发展上起着龙头作用，在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方面仍然不失为一面旗帜。我国人口总体上的老龄化和上海高龄化现象的日益加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相关资料对上海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过程作简单的描述，试图探求出这一过程的基本特点。

在系数指标方面，老龄人口有以60岁为起点的，也有以65岁为起点的，本文将两种统计口径的老龄化系数均计算出来；在高龄化系数上，根据视角范围的不同，有以80岁以上高龄人口数量与总人口数量的比值作为高龄化系数，也有以80岁以上高龄人口数量与老龄人口数量比值作为高龄化系数的，本文以后者作为“高化系数”，并将前者称为“高龄比重”。为便于比较，本文按不同的标准计算出各种指标。

1. 从五次人口普查看上海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

1.1上海人口老龄化、人口高龄化整体态势

50年代是上海人口发展最迅猛的时期，从1949年的502.9万人增长到1959年的1028.4万人，人数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高达7.42%，60年代以后，上海人口进入了一个长期缓慢发展的阶段，从1959年的1028.4万人发展到1998年的1306.6万人，年均增长率仅为0.62%，其中60-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依次为0.62%、0.34%、1.21%和0.26%，除了80年代人口增长出现一定的回升外，大部分时间人口增长速度逐年在递减。上海人口在老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老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人口高龄化趋势逐渐凸显出来；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占老龄人口的比例和占总人口的比例整体上都在快速增长。高龄人口占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由“一普”时的1.97%增长到“五普”时的12.16%，该系数年均增长率为2.97%。高龄人口占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由“一普”时的5.71%增长到“五普”时的15.89%，系数年平均增长率为2.20%。高龄比重由“一普”时的0.11%增长到“五普”时的1.89%，表明在100个上海常住人口中就将近有2个高龄老人。高龄比重的系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在各系数年均增长率中是最高的，达到了6.15%（见表一）。

表一：上海常住人口老化、高化整体态势 %

注：①指总人口数量；②指60+人口数量；③指65+人口数量；④指80+人口数量；⑤指0～14岁人口数量

根据以下资料计算：范箐菁.中国人口年龄性别结构[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从总体情况看，上海人口二十世纪下半叶老化、高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人口高龄化趋势速度，而高龄比重系数增长率最快。上海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人口发展中，按两种标准计算的人口老龄化系数增长率分别为3.03%和3.81%；同期相对应的高龄化系数增长率分别为2.97%和2.20%，这表明此时期的人口发展老龄化占主导地位，这很容易理解，没有人口老化就很难有人口高化。在该时期高龄比重系数增长率很大，2000年“五普”达到了1.82%，这表明在每100个上海常住人口中就将近有两个高龄老人。另外，老少比变化也十分显著，60岁以上老人与少儿的比例由“一普”时的11.14%增加到“五普”时的122.21%，老龄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少儿的数量。

2、各个老化、高化相关系数增长速度快，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按照两种标准计算的上海老化系数增长率将近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分别为3.94倍和3.77倍）；相应的高化系数年增长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7倍和1.64倍；老少比系数增长率将近是全国水平的三倍；高龄比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9倍。上海老化、高化如此快速，堪称中国老化、高化的一面旗帜（见表二）。

表二：五次人口普查上海和全国若干系数年均增长速度比较 %

注：①指总人口数量；②指60+人口数量；③指65+人口数量；④指80+人口数量；⑤指0～14岁人口数量

根据以下资料计算：

范箐菁.中国人口年龄性别结构[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上册）[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3、老化、高化程度居全国各城市之首。笔者根据“五普”资料有代表性的计算出七个城市的老化、高化系数（以65岁为老龄人口起点计算），比较结果发现上海的老化系数、高化系数、高龄比重、老少比系数均大于其它城市。在计算出的几个城市中，老化系数依次为：上海（11.46%）、北京（8.42%）、成都（8.11%）、郑州（6.96%）、西安（6.59%）、长春（6.30%）、广州（6.10%）。高龄系数依次为：上海（15.89%）、广州（15.13%）、成都（14.97%）、郑州（14.53%）、长春（12.16%）、北京（11.63%）和西安（11.63%）。高龄比重依次为：上海（1.82%）、成都（1.21%）、郑州（1.03%）、北京（0.98%）、广州（0.92%）、西安（0.77%）和长春（0.77%）。老少比大小依次为：上海（0.94）、北京（0.62）、成都（0.49）、广州（0.37）、长春（0.33）、西安（0.32）和郑州（0.31）。

资料来源：同表二

4、五次普查分年龄组的老龄人口比例变化呈现出明显的特点。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中，60～64岁组、65～79岁组、80～84岁组和85+ 岁组的人口数量占老龄人口的比例变化有以下趋势：60～64岁组比例随逐次普查下降，由“一普”时的46.32%降低到“五普”时的23.49%，年均递减率为1.43%；其它三组则逐次上升，其中65～79岁组由“一普”时的50.62%上升到“五普”时的64.35%，年均增长率为0.51%，80～84岁组比例由“一普”时的2.48%增长到“五普”时的7.89%，年均增长率为2.49%，85+ 岁组由“一普”时的0.59%增长到“五普”时的4.27%，年均增长率为4.30%（见图一）。

5、在性别比方面，五次普查结果除了显示随年龄的增长性别比逐渐降低这一普遍现象之外，还显示出另外的特点（见图二）。60+岁组、65+岁组、80+岁组和85+岁组四个组段的曲线由“一普”至“五普”明显的依次升高，而且“三普”、“四普”、“五普”显著高于“一普”和“二普”，表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同年龄组段的老龄人口的性别比在逐渐增大。如60+组老龄人口的性别比有“一普”时的61.95上升到“五普”时的84.01，65+岁组老龄人口的性别比由“一普”时的49.83上升到“五普”时80.16，80+岁组由“一普”时的22.51上升到“五普”时的59.07，85+岁组由“一普”时的16.88上升到“五普”时的48.59。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环境、经济状况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引起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男性人口死亡模式的改变而引起的。值得注意的是“五普”中0～14岁组人口的性别比高于“二普”、“三普”、“四普”，达到了107.48，如果老龄人口性别比的逐渐提高是我们所期待的话，那么较高的少儿性别比以后则会产生婚姻积压等社会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资料来源：同表二

1.2 五次普查上海高龄人口内部变化特点

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了高龄化整体情况后，更进一步考察高龄人口内部的演变无疑能使我们深度了解高龄化趋势。当我们寻找高龄人口本身分年龄组的数量、比例、性别比等变化时，会发现类似于老龄人口分年龄组的变化特点。

1、在高龄人口分年龄组人口比例中，80～84岁组的人口数量占高龄人口的大部分，但其比例随历次普查而下降（见图三）。“一普”时80～84岁组的人口数量占高龄人口的数量的80.80%，以后几次普查的相应比例依次为75.54%、70.80%、68.00%、64.90%，比例系数年均变化率为-0.47%。而85～89岁组、90～94岁组、95～99岁组和100+岁组的比例均随历次普查上升。如85～89岁组的比例由“一普”时的17.36%增长到“五普”时的26.43%，比例系数年均增长率为0.90%；90～94岁组的比例由：“一普”时的1.62%增长到“五普”时的7.24%，系数年均增长率为3.24%；95～99岁组的比例由“一普”时的0.21%上升到“五普”时的1.33%，系数年均增长率为4.01%。以上特点与老龄人口分年龄组变化很相似：在最低年龄组的比例绝对值虽占优势，但其相对值逐渐下降；而其它年龄组的相对值则一直上升，且年龄越高的年龄组增值率也越大。

资料来源：同表二

2.各年龄组高龄老人的绝对数量增长较快：80～84岁组的人口绝对数量由“一普”时的5651人增长到：“五普”时的193918人，85～89岁组的人口绝对数量由“一普”时的1214人增长到“五普”时的78967人，90～94岁组、95～99岁组和100+岁组的人口绝对数量增长也很大（见图四）。

3.分年龄组的高龄老人性别比的变化特点类似于分年龄组的老龄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见图四），整体上看，从“一普”到“五普”的曲线在图上由低到高依次排列，表明同一年龄组的高龄人口的性别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地增大，而且增幅相当显著。比如80～84岁组高龄人口的性别比在“一普”时为23.93，到了“五普”时竟达到了65.38，85～89岁组高龄人口的性别比在“一普”时是17.18，而在“五普”时提升到52.13。

资料来源：同表二

2. 近几年上海人口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发展状况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上海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更为迅速，老龄化和高龄化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二十世纪下半叶相比，从整体上来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2.1高龄化趋势占主导地位，老龄化速度减慢，高龄比重仍然强劲增长（见表三）。上海户籍人口在2001年到2003年间以60岁为老龄标准计算的老龄化系数和高龄化系数增长率分别为1.07%和5.22%，以65岁为老龄标准计算的老龄化系数和高龄化系数分别为1.23%和5.05%，与五次普查统计计算的老化、高化系数相比发生了显著地变化，高龄化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老龄化速度，使上海人口的整体老化特点发生了改变。同时，高龄比重仍然快速上升，系数增长率为6.26%，上海整体人口的高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了。

表三：近几年上海户籍人口老龄化高龄化整体态势单位：万人，%

根据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发布资料计算，网址：http://www.shrca.org.cn/text/readnews.asp?id=1643（2003）

http://www.shrca.org.cn/text/readnews.asp?id=883（2002） http://www.shrca.org.cn/text/readnews.asp?id=230（2001）

2.2分年龄组老龄人口比例和性别比呈现出以下的趋势：60～64岁组比例先是继续下降，在2003年又回升。60～64岁组比例在2000年至2002年的数值依次是22.37%、21.93%、21.56%，而在2003年是21.67%。65～79岁组比例在五次普查时期是一直上升的，但近几年却一直在下降。65～79岁组比例在2000年至2003年的数值分别为64.99%、64.72%、64.30%和63.56%，一直处于下降趋势。80～84岁组比例和85+岁组比例从五次普查到近几年一直上升。80～84岁组比例从2000年到2003年的数值依次是8.15%、8.61%、9.15%和9.57%；85+岁组比例的数值从2000年至2003年分别为4.49%、4.74%、4.99%和5.20%（见表四）。另外，80～84岁组人口的数量占80+岁高龄人口的比例在五次普查时期一直处于下降态势，而近几年则一直处于缓慢回升的状态中，该比例在2000年至2003年分别为64.50%、64.51%、64.68%和64.78%。在性别比方面，近几年老龄人口、高龄人口的性别比继续爬高，但上升的幅度在下降。尽管如此，高龄老人中女性的比例仍然极高，比如2003年中85+组的性别比为50.57，三个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中大约有一个是男性；100+组的性别比是30.46，四个百岁老人中男性还不足一个。

表四：2000～2003年上海分年龄组户籍老龄人口数量及比例变化单位：万人，%

根据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发布资料计算，网址：

http://www.shrca.org.cn/text/readnews.asp?id=1643（2003） http://www.shrca.org.cn/text/readnews.asp?id=883（2002）

http://www.shrca.org.cn/text/readnews.asp?id=230（2001） http://www.shrca.org.cn/text/readnews.asp?id=176（2000）

2.3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在区域上的差异。

上海户籍人口老化、高化快速发展掩盖不了它们在分区上的差异；近几年市中心区、新建区和市辖县的三种系数（老龄化系数、高龄化系数和高龄比重）的绝对数和变化趋势有着明显的不同（见表五）。从老化、高化的现状上看，市中心区的三种系数的绝对值均最大，表明市中心区无论是老化程度还是高化程度都是最深的。在老化方面，老化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市中心区、新建区、市辖县；在老龄人口高龄化程度以及分区总人口高龄化程度方面，高龄化程度由强到弱依次均为市中心区、市辖县、新建区。可见，就市辖县和新建区而言，市辖县的高龄化程度强于新建区，而新建区的老龄化程度强于市辖县。

表五：2000～2003年上海老年人口老化系数、高化系数变化分区比较 %

资料来源：同表四

注：根据2001年9月的区县建制，此处中心区包括黄浦、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和杨浦等9个区；新建区包括闵行、宝山、嘉定、浦东新区、金山、松江和青浦等7个区；市辖县包括南汇、奉贤和崇明等3个县。

在三种系数的变化速率上大体上呈现出这样的特点：老化或高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其相应的系数变化率（增长率）却较高，表现出了后发优势；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其系数变化率（增值率）却较低。具体说来，市中心区的老化系数增长率只有0.77%，新建区为2.39%，市辖县为2.65%；高龄化系数增长率最快的是高龄化程度最低的新建区，其系数增长率为4.78%，接下来的是中心区，其系数变化率为4.23%，市辖县高龄化系数年增长率为1.90%；新建区的高龄比重系数增长率是最快的，达到了7.21%，接下来是市中心区，其高龄比重系数增长率为4.88%，市辖县的高龄比重系数增长率为4.61%。

另外，笔者还计算出了相邻两年的系数增长率，这样更能清楚地看出上海老龄化、高龄化的分区变化情况（见图五）。各区的高龄比重系数增长率曲线大体上在其他两曲线之上，表明高龄比重系数增长最为迅速，其次是高龄化系数增长率增长较快，老龄化系数增长率速度最慢。各系数增长率极不稳定，有的还出现的了负增长迂回态势。

资料来源：根据表五计算

3. 上海老年人口未来高龄化趋势

作为我国人口最多、老龄化和高龄化程度很严重的大城市，上海未来一段时间的老龄人口和高龄人口的发展趋势自然受到许多人的关注；一些学者和相关的工作者对上海未来的老龄人口和高龄人口作了不同时段的预测。例如，根据王桂新等学者在2000年前所作的预测，上海在未来的一些年份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占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的比例为：2000年是14.44%，2005年是18.31%，2010年是21.25%，2015年是20.91%，2020年是14.25%。刘永良等人的预测时期较长一些，并且采用了预测软件，从2000年的实际情况来看，该预测有很强的拟合性（见表六）。

资料来源：刘永良主编上海人口负增长与计划生育[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P113

从预测的数据来看，上海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规模在二十一世纪初始的近二十五年里强劲增长，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老龄人口的增长像一列轰鸣的、无法阻挡的、渐渐逼近我们的列车。其中，2015年到2020年间的增长幅度最大，增幅为80万人，到2025年左右达到顶峰，老龄人口的数量达到487万。2025年过后，上海老龄人口的数量逐渐减少，但下降的速度显著低于其在第一个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数量增长的速度。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数量滞后于60岁老龄人口达到峰值，到2030年达到峰值；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的数量增长有一点迂回现象，在2015年达到一个小峰值，然后略有下降，之后从2025年到2040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并达到峰值。由此形成的高龄化系数曲线也有两个峰值，第一个在2015年前后，第二个在2045年左右（见图六），在两峰之间最低的地方则是老龄人口规模最大的时候。

根据表六计算绘制

4. 上海人口高龄化的原因以及应对高龄化要注意的问题

4.1高龄化快速发展的原因

导致上海人口高龄化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生育模式的转变和出生率的下降。上世纪中叶，随着建国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与提高等，上海人口出生率大幅上升，50年代年均人口出生率高达40.1‰，其中1954年达52.7‰，1957年达46.0‰，为历史最高水平。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人口出生率出现了连续大幅下降。60年代上半期的年均人口出生率降为25.4‰，比50年代下降了近15个千分点，60年代下半期的年均出生率降为14.7‰，比60年代上半期又下降了近10个千分点，7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出生率进一步降为11.0‰，开始进入了世界先进的低出生行列。80年代初受50年代人口出生高峰等影响略有回升，10年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4.5‰。90年代出生率更低，平均为6.30‰，自然增长率为负数。本世纪初的几年里出生率仍维持在极低水平，2001年至2003年分别为4.35‰、4.60‰和4.26‰。上海目前人口出生率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归根结蒂是育龄妇女生育率低所导致的。上海育龄妇女生育模式发生了变革，即由早婚早育、多生多育的类型转向晚婚晚育、少生少育的类型。由此可见，在短时期内伴随着妇女生育模式的变革，上海妇女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并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是导致出生人数大幅减少、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最根本原因。生育率的下降使得老龄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并为高龄化做了准备。

2、死亡模式的变化与死亡率的下降。上海在50年代平均人口死亡率已经降至8.16‰，60年代为6.10‰，70年代为5.80‰。之后，受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影响，死亡率略有回升，80年代为6.59‰，90年代为7.30‰。上海死亡模式的转变首先表现在少年儿童组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的急速下降；其次表现在老年人口死亡率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随着死亡率的不断下降，死亡人口中老龄人口占的比重在上升。随着出生率和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进入老年及高龄的人口数增加，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收缩放慢，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必将带来人口高龄化的出现。

3、人口队列的惯性推进。人口队列的惯性推进其实是和前面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着作用；由于人口队列的自然演进，“同批人”的人口事件较为集中出现，从而会出现人口事件的“堆积”，这样，彼时的数量比例较大的少年儿童所构成的“同批人”就会自然演进到此时的比例较大的老龄或高龄人口，出现老龄化或高龄化。

4.2面对高龄化（或老龄化）应注意的问题

4.2.1不要因为老龄化或高龄化而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宽松计生政策应当缓行。面对咄咄逼人的老龄化或高龄化，有些人会出于老年人口问题、社会稳定、独生子女问题、性别结构、劳动力供给等因素的考虑，认为眼下应重新审视严格的计生政策、放松计生政策。笔者认为目前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中国人口需要弄清楚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应致力于质量的提高而不是担忧数量的减少。放宽人口政策，必将导致新生儿的增加，而他们在２０年内还无法成为劳动力人口，只会加重现有劳动力的负担，在目前人口基数巨大的情况下，这些多增加的人口在暮年时仍需要新的大量的劳动力来负担，极易形成“用错误弥补错误”的恶行循环。同时，这些多增加的人口仍需消耗大量的资源。放宽人口政策，对人口素质的提高不利，宏观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微观家庭供养力都会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当然，不能放松计生政策的理由并非只此三言两语，于此难以言尽，总之，放松计划生育的政策应当缓行。

4.2.2抓紧时机对现在的中青年及壮年人口做好宣传，号召他们未雨绸缪，尽可能的、尽早的为自己的暮年多做一些养老保险“个人积累”。根据前面的预测可知，人口高龄化达到高峰前后时的一批人，其实就是现在中青年和壮年人口；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化发展的环境里，对于个人而言，尽量不要把自己暮年时的物质需要寄托于别人的帮助和救济之上，而应积极的自己给自己做物质上的准备。目前，对于政府和社会而言，就有责任主要向这些广大“未来的老龄人和高龄人”做好必要的宣传解释和动员，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硬性规定（针对公职人员、其他有较为固定的收入者）或宣传鼓励（所有成员）的方式让其作一些养老保险上的储备，并力求使这项工作具有普遍性和大众化。

4.2.3完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对高龄、老龄人口的社会化服务水平。除了上面提到的“个人积累”储备以外，政府应着力建设满足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生存型养老机构和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机构，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满足基本生活水准的社会福利型养老机构，依靠市场力量发展满足个人特需的市场型养老机构。

4.2.4在做好“老有所养”基本工作的前提下，积极营造温馨的社会氛围，提高老龄高龄人口的精神生活质量。老龄高龄人有着特殊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这不能只用物质生活上的供给来满足的，因此无论是对家庭、社会还是政府，在进行物质养老的同时还应进行精神养老。这不仅传统意义上的尊老、敬老，而且包涵家庭和社会对老龄人、高龄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肯定和与他们情感上的沟通，使老年人内心产生幸福感；帮助高龄老人树立良好的生活态度，不断调节自己的心态，提高与家庭和社会和谐相处的能力。为此，政府需要大力宣传，弘扬“尊老、敬老、助老”的美德，努力营造和谐温馨的氛围，让老人时时有幸福的感觉。

4.2.5积极发展形式多样的老龄产业。这里的“老龄产业”笔者意指一切服务于老龄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各种行业的总称；是各个产业中针对老年人的那一部分。根据老年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固有特点和特殊需要，围绕着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学以及临终、殡葬等，积极的为老人设计、开发出丰富多彩的老年产品和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从而使对老年人的关心和服务更加社会化、大众化、制度化。

参考文献：

1、范箐菁.中国人口年龄性别结构[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

2、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3、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上册）[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4、刘永良主编上海人口负增长与计划生育[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5、王桂新殷永元上海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张俊良：男 1962年4月出生，人口学博士，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

黄必富：男 1972年6月出生，人口学硕士

联系方式：

邮箱：stonehbf@sina.com
stonehbf@126.com
zjl4458@yahoo.com 手机：13308089719（张俊良）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张俊良（收）邮编：61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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