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远
[内容摘要] 作者提出城市人口适度规模不是一个静态的数值，而是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个先验的数值，而是一个系统决定的综合结果。作者提出了适度人口规模的EFS模型，就是说城市人口、环境、功能和空间演化共同构成有机的城市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的变动，综合决定了一定时期、一定标准下的城市人口适度规模，并决定了这一适度规模的变化趋势。基于这一研究假设，论文具体探讨了上海城市适度人口规模的有关问题，分析了影响城市规模变动的积极因素和阻碍因素，提出上海城市适度人口规模将表现先上升再下降的特点。根据对动态适度人口规模的理论分析，作者对上海人口总量调控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对优化人口动态管理、制定城市人口综合管理政策和促进城市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 动态人口适度规模、EFS模型
[作 者] 任 远，博士，副教授，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200433）。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电子邮件yren@fudan.edu.cn
一、人口适度规模与城市发展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基础环境，其数量、结构、空间分布及变动是城市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是制定城市管理政策的前提。人口状况影响着城市发展的竞争能力和发展方向，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状况和福利水平。其中，人口规模更是城市发展与管理最为根本的基础性问题。
为了更好地实现人口发展和城市发展的最优化和协调发展，城市人口适度规模的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围绕着什么是适度人口和如何确定城市适度人口的讨论也越来越丰富。
适度人口是人口研究的经典概念，最一般的解释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按一定的标准实现发展目标的最优人口数量。适度人口概念是二十世纪初由Wichsell(1924)和Cannan(1929)等率先提出。Sauvy在四、五十年代根据人口变动的边际生产力变化定义“经济适度人口”。以后则进一步提出，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是综合性的，这些目标包括获得最大值的财富、取得财富增长的最大速度、保持最大的自然资源、军事或者其他的实力、社会全面福利的提高等，适度人口是根据“某种可能的或期望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不同的生活标准”决定的人口值。在人口学的发展过程中，适度人口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和不断发展着的理论概念，根据范围、时期、条件和目标不同，适度人口的内涵也不断发展，逐步从“静态适度人口”发展到“动态适度人口”。持反对意见的Carr-Saunders(1922)则认为不同时期的实际人口本身就有一种达到适度规模的趋势，以至于实际人口和适度人口规模本身只存在着微小的差异。
随着我国人口学的恢复和发展，对人口适度规模研究逐步深化，在相关理论和计量方法上都取得了很大突破。陈卫与孟向京（2000）较为全面地综述了我国人口容量和适度人口规模研究。有学者从经济适度人口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固定资产增长和人口总量的关系，也学者从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角度分析人口和环境的平衡关系，也有不少学者强调适度人口规模具有多维性和多目标决策特点，从经济适度人口、资源承载人口、环境人口容量、人口结构优化对适度人口规模进行综合分析。王浣尘借鉴系统动力学的多目标决策方法，利用可能满意度工具（PS）测算适度人口规模，得到广泛地借鉴和应用。田雪原提出适度人口应不局限于适度的人口规模，更是包括最优化人口结构与人口分布的“全面适度人口”。随着适度人口研究逐步从全国范围转向小区域，区域人口容量研究也得到发展。考虑人口居住地和经济从业上的空间分离，对开放区域的适度人口规模研究也开始得到重视。
适度人口规模是城市人口总量控制的重要依据。随着城市适度人口研究日益深入，新的问题和矛盾也不断产生，引导我们对城市适度人口规模深入思考。例如经济目标、生态目标、社会目标等不同目标下对城市适度人口规模的结果可能是大相径庭的。同样的方法测量适度人口规模可能结果存在巨大的差异。以不同城市为参照，不同的目标水平，考虑居民不同的满足水平，适度规模人口也会相应变动。这种结论的巨大差异性、不确定性，甚至是参数确定的随意性削弱了适度人口规模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同时，当前的较多研究基本上是考虑若干因素约束下的静态适度人口规模研究，那么，在城市功能变化、城市空间形态变化、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变化，及城乡人口、区域人口迁移日益扩大的背景下，适度人口规模究竟应该如何与上述动态的、综合的过程相适应及发生相互影响？我们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理解人口适度规模，适度人口规模究竟是否是一个先验的，还是一个系统综合决定的结果？我们究竟如何利用动态适度人口规模为指导和依据，来制定适当的城市人口管理政策，以加强城市竞争能力和完善城市管理，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
二、动态人口适度规模的EFS模型
如果我们用城市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来考察适度人口规模和城市体系的关系，城市可以看作一个开放性生态系统，是人口和周围环境的相互平衡的过程。该理论可以追溯到Burgess和Harris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重视从区位论和人文生态学角度讨论城市空间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和社会经济构成的空间构成及变动。在此以后，Sly、Hawley和Poston等人口学者利用城市生态学观点揭示城市人口变动和城市和外部体系间的人口变动，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笔者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城市发展和适度人口规模的城市生态学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将之确定为人口适度规模动态演进的EFS模型。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适度规模不应是一个静态值，而是在资源环境约束、城市功能和城市空间变动作用下动态演变，这一过程主要由下述三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
一是环境（Environment）。人口适度规模首先受到资源、环境要素的约束，并且是对特定环境资源标准的适应过程。资源和环境要素包括土地资源、绿地，水资源，生态容量等自然资源，也包括幼儿园、敬老院、医院、交通，和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等社会资源。以往的人口适度规模研究较深入地考察了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而社会资源约束对适度人口容量的影响还考虑得相对不足。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对资源环境消费力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着变化。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也增强了居民对各种环境要素的需求，环境满意度对适度人口规模的影响逐步增加。同时，随着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提高了资源生产率和环境的生态服务能力，增加了对人口的容纳能力。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可以用城市生活垃圾为例加以说明，城市人口增多和经济发展增加了城市垃圾产出，因此在一定的环境容量水平下限制了人口规模的增长，而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投入增加则加强了垃圾治理能力，会逐步引导生产方式改变，带来垃圾产出的减量化，并且人口的相对集中对环境治理是规模经济的，这又会相应增加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受到资源生产率水平、居民环境消费满意度、规模效应和技术等因素的动态影响和综合影响，资源环境要素决定的适度人口规模具有动态性，并且这种动态关系并非是线性决定的关系。
二是功能（Function）。城市功能变化是影响适度人口规模最根本的要素。例如农业服务型集镇、制造业中心和现代服务业中心城市的功能要求对城市适度人口的决定是完全不同的。城市功能变化，直接的表现是土地利用，更深刻的基础是经济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产业结构进行着不断调整，推动产业置换和产业升级，导致了城市功能发生变化，并因此影响就业和人口迁移。城市功能变化和适度人口规模也是一个动态影响的过程。
三是演化（Succession）。城市人口变动过程中的“侵蚀”（Invasion）和“演进”（Succession）机制，是从上世纪初开始的城市研究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核心观念。随着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动，在城市不同区位中的雇佣机会重新调整、土地利用发生改变、区位和功能进行调整，促进人口空间形态的演化和人口容量的变化。
从西方城市人口空间布局的演化过程看，一般都经历了人口向城市中心集中的“城市化”、和由于城市土地利用改变所引发的人口郊迁扩散的“郊区化”和“逆城市化”阶段。富田和晓与Klassen提出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人口迁移、人口增长、人口密度在城市内核和边缘之间发生空间变动，并使大城市地区总体对人口的容纳能力呈现动态变动，具体说是在城市化和郊区化的相对扩散时期，城市地区的总人口规模逐步增加，而在郊区化的绝对扩散和逆城市化的扩散扩大阶段，城市地区的总人口数会逐步减少。
因此，城市人口适度规模是动态的人口规模。城市人口的数量与结构、资源环境约束、城市功能和城市空间演化共同构成有机的城市生态系统。环境、功能和空间演化综合决定了在一定时期、一定标准下的城市人口合理规模，及城市人口适度规模的动态变化。这种人口适度规模的决定，是城市系统内部（包括系统内部和外部之间）多因素有机联系下的人口决定，是动态过程中的人口决定，也是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过程相结合的人口决定。
三、对上海动态适度人口规模的讨论
人口与城市持续发展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人口适度规模是城市发展最为基础的人口环境。在上文分析的人口动态适度规模EFS理论框架下，笔者以上海为例，结合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及建设“一个龙头、四个中心”国际大都市的背景，对上海人口适度规模的动态性和大都市发展发展的关系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适度人口规模的讨论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不同学者、不同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采用不同的方法、考虑不同的因素、选择不同的目标水平，得出相当不同得结论。有的根据居民用水和工业用水估算2015年城市适度人口为1820～1870万人，有的根据产业结构和劳动力需求估算2010年经济适度人口为1870万人左右。王浣尘等利用系统工程的“可能满意度”方法，对经济效益、社会生活、生态环境和城市对比五大因素共计44个变量进行模拟提出2050年以上海市1年口径常住人口为对象的最优人口规模为1560-1590万人（王浣尘，2000），以半年口径常住人口为对象的最优人口规模为1607-1622万人（王浣尘，2002）。彭希哲等（2002）则根据供水、建成区面积和GDP等变量提出适度人口规模为1915～1947万人。这些研究对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中人口规划的合理调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城市适度人口规模不应该静态地被看作是一个数值或者是一个范围，而是应该根据城市资源环境条件、城市功能和城市空间格局变动发生适应性的动态变化。从这个角度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时期决定上海城市人口适度规模及其动态变动的若干积极性因素和抑制性因素。
表-1： 影响上海人口动态适度规模的因素
第一，应全面考察资源和环境对人口适度规模的综合影响。
上海城市发展总体上并不面临很强的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人口规模扩张并不具有严重的资源限制。上海是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丰富的地区，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的下端，地势平坦，河网纵横，与北方和西部城市不同，在用水、用地等方面几乎不构成资源约束。与一个封闭系统不同，作为开放性城市生态体系，许多资源完全可以通过城市与城市体系之外的交换得到解决，如粮食、能源、矿藏、钢材、木材、禽畜水产等初级产品，事实上并不构成城市发展的限制。同时，应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城市化和生活方式变化与社会资源供给能力对城市人口承载力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农村城市化和推进“三个集中”，土地资源将实现重新整合，资源运行效率和环境问题的处置能力将得到提高。
在另一方面，工业化不可避免地加剧环境污染，城市化和人口积聚带来各种环境问题的积累和加剧，人口拥挤造成公共设施服务能力下降、交通尾气等城市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们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对环境质量需求日益增强，这些资源和环境因素也限制了人口规模扩大的限度。
第二，应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功能变化的背景下理解动态人口适度规模。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鼎盛时期，经济和投资的增长增加了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就上海目前的人口结构看，劳动年龄人口日趋老化，老龄化和高龄化迅速加剧，年轻的劳动适龄人口目前已经逐步减少，高素质人才落后于北京和国际主要城市，均不能满足上海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在经济发展、投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变迁这个动态过程中，市场的作用会自然地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带动人口向城市积聚。上海的人口发展需要与城市功能的变迁相适应，需要有目的地吸纳城市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和人才，通过替代性的人口迁移使人口结构实现动态优化，通过人口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保证城市发展的活力，满足城市发展的功能需求。同时上海要发挥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乃至在全国的龙头地位，也有必要进一步增强城市人口的集聚度。
随着上海城市功能逐步从制造业中心城市过渡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逐步构建成为区域经济和国内经济的产业高地、信息高地、人力资源高地。产业结构调整和在长三角范围内产业合理分工的发展将要求劳动力地域分工进行不断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不能长期建立在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基础上，知识经济和技术创新和高素质高成本的人力资源中心才是“科教兴市”的根本依托，是使上海引领长三角地区和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关键。。
第三，城市化发展不同阶段对人口空间结构演变和人口规模产生影响。
上海市五普资料说明城市人口空间布局基本特点是中心城区高度密集，郊区及城市外围零落分散。上海目前正处于人口郊迁扩散的初期，都市区内土地利用规划不断调整，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将继续扩大，城市化过程将吸纳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同时随着城市交通体系建设，现代化的新城镇和城市郊区将逐步成形，人口郊迁扩散的过程将日益发展。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将大幅度减少。通过积极推动人口城市化和中心城区的扩散性迁移，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将发生演化，大都市的人口总体容纳能力也将得到扩展。
如果用城市形态和功能目标较为类似的东京作为上海人口空间结构未来演化的一个参照（表-2），上海市中心(10公里圈)的人口密度远高于东京的中心城区，但在6000平方公里的可比范围内，上海目前平均人口密度为2626人/平方公里，远不及东京1990年的3323人/平方公里。换言之，上海在未来城市化过程中如果城市功能和人口空间格局发生类似东京的演化，城市中心区人口会极大地减少，而在郊迁扩散中城市整体人口容量将继续扩大，上海市域范围内的人口规模可以达到2106万人，即上海将继续吸纳约500万人口，仍能保持相对可接受的居住水平和环境质量。
表-2：上海市和东京都市圈人口空间分布的比较分析
a 上海市各圈域面积仅包括上海市域。其面积计算根据上海市民政局《1997年行政区划资料》中各街道（镇）面积汇总而得，人口数为2000年普查数据。由于核算面积的困难，我们在统计时没有包括“五普”虚拟单位的人口数和面积。因此在可比范围内汇总得到的上海市域面积为5676平方公里，人口为1491万人，人口密度2626人/平方公里。另据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上海全市域面积6340万平方公里，人口1640万人，人口密度2588人/平方公里。本表数据基本反映了上海全市域范围内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
b 东京各距离圈的面积是去除森林、湖泊面积之后的可居住地域面积，其人口密度以可住地面积为基础。东京都人口数据来源于日本都市计画学会编，《东京大都市圈地域构造•计画の步み•将来展望》，彰国社，1992年
随着上海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和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发展，人口空间结构将进一步发生演化。可以预见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和各城市间产业体系和交通体系日益整合，1小时通勤圈的范围将日益扩大，郊迁扩散的幅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扩大，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会进一步整合，这些将会极大地、并根本性地改变目前上海人口空间布局。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完全有可能居住在苏州、昆山、嘉定、太仓、嘉兴等地，而通过便捷的轨道交通到上海市中心工作。这将进一步提升上海对经济活动人口的集聚能力，并使上海的适度人口规模在达到一定容量以后将逐步下降。
总体上看，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时期上海的人口适度规模是动态变化的。如果我们将城市作为一个生态有机体，城市资源环境条件、城市功能和城市空间格局变动这些因素对上海城市人口规模产生着积极性影响，也具有着抑制性的作用。从近期看来，各种积极性影响仍是主要的。可以预测，上海城市人口适度规模仍将进一步扩大。而随着上海都市功能和都市圈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环境质量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的突出需要、城市功能发生根本性转型，城市体系和交通体系基本完成，并开始向深度郊区化和逆城市化转变，上海市的适度人口规模才将逐步开始下降。这一过程不是人口“超调”的过程，而是人口自然调整的必然趋势，也是城市周期发展的自然过程。
四、结论和思考
EFS模型提出城市适度人口规模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而是动态演变的过程，受资源环境约束、城市功能变迁，及城市及区域空间格局演变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不应是一个时点量的控制，而是一种动态的控制和动态的优化。这种动态优化的含义是，采取静态的人口容量控制政策必然使上海发展举步维艰。只有从动态人口适度规模的理论视野中把握城市人口与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现代化，为增强城市竞争力塑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需要以动态适度人口规模作为城市人口总量调控的指导和依据。在静态适度人口规模下，将城市人口规划确定为一个数值，这必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也已经证明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假如我们认为上海极端目标控制在1600万为最优，但这50-100年以后的长远愿景对近期乃至中长期规划都是没有意义的。人口内在有实现适度规模的趋势，但这种内在变动过程往往伴随着城市病、巨大的泡抹、惊人的浪费，甚至是健康的损害和生命的代价来实现的。人口总量调控更需要发现适度人口规模动态变动的内在规律性，并根据这种客观规律进行人口总量调控，变城市人口管理从事后调整和盲目调整为有目的的调控和掌握客观规律的调控，使城市实现良性的发展。人口适度规模的动态过程是客观的，是因为违法了这种内在规律性，必然会造成对城市发展损害。因此依据动态适度人口规模的内在规律，而不是传统的静态适度人口规模，应作为城市人口规划和人口综合调控的理论依据。
人口发展实现动态适度的过程是一个市场力量引导的自然过程，难以用计划行政的手段加以控制，难以用直接干预人口行为的命令手段来进行调控，但政府仍能够利用产业规划，城市空间布局规划，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一系列的公共政策手段来引导人口逐步实现动态优化。政府在加强人口综合调控过程种，应重视制定和实施各种引导人口动态优化的政策，包括推进城市化与引导人口空间合理布局的政策、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引导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城市化转变的政策、促进都市圈人口整合和完善人口管理政策等。
上海现阶段城市发展尤其应重视加速都市区和都市圈空间结构演变，促进人口动态优化。1980年代以来，上海各级政府大大加速了拆除老城区危房和棚户区的力度，积极开发城市外围的新住宅区，大规模的工厂和居民的动迁已经成功地初步完成了城市内部的土地置换。市区各地域级差地租已经可以通过房地产的价格得到体现，通过这种市场的力量，推动了产业体系的升级和城市功能的发展，推动了城市中心区人口加速向边缘城区扩散，这一过程还在继续之中。未来城市人口空间结构的优化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市中心人口进一步向外扩散，边缘城区、浦东新区以及连接中心城区的交通干道沿线城镇将是中心城区人口向外扩散的重要方向；二是郊县和农村人口向新城和中心镇集聚；三是积极引导外来人口在郊区城镇集聚、居住和就业。在此过程中，除了继续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政府也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引导城市空间结构转变，例如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郊区开发住宅房产、建立城市建设股份公司促进农民土地经营权市场流转推动城市化、引导企业资本进行城镇建设和城市化改造等等。
就城市生态系统而言，城市内部交通体系构成该生态系统维持和运作的血管，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体系是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发生能量交换的通道。大运载能力的交通体系建设是人口空间结构优化调整的前提。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扩散是随着交通公路、铁路、轨道交通网络的延伸进行的。上海人口空间结构的调整应首先在上海城乡区域范围内完善从市中心区向城市郊区的辐射状、大容量、高速度交通体系，这种交通体系以轨道交通体系比较合适，同时要进一步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拓展完善的高速交通网络。客货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将进一步缓解城市在资源、能源等发方面受到的约束，同时，交通体系建设将促进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布局调整、提高城市运作的效率，并能够依托城市空间扩展取得促进机动交通工具发展的良好效果。随着1公里通勤圈的不断扩大，城市运作的能力会得到巨大提高，会使上海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人口适度规模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上海城市动态适度人口将在总体上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趋势。在近期适度人口规模处于增长的过程中，城市发展不能固步自封。如果通过行政计划将过于严格的人口规模作为城市发展的前提性控制因素，反而会削足适履地阻碍城市的发展，限制城市竞争能力的提高。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应充分适应人口变动的内在规律，在基础设施规划和布局、社会和经济事业投资发展等方面需要同步考虑。特别是在人口适度人口规模处于增长的过程中，需要实行积极的城市移民政策和劳动就业政策，促进人口置换增强人口发展的活力。
同时，动态适度人口规模研究框架的提出，为我们深入了解城市发展和人口变动的内在关系提出了丰富的研究问题。作为城市生态的有机体系环境、功能和演化的各方面要素对人口因素产生综合的作用。有些因素变动对人口变动的影响是积极正向的关系，有些因素则是抑制性反向的作用。有些因素变动和人口变动表现出线性的关系，有些因素则是非线性曲线的关系。这些关系究竟是如何的，城市动态人口适度规模的先上升后下降究竟表现出怎么样的规律性，究竟具有怎么样的量的规定性，这些课题不能说是全新的，但确实是研究得还很不深入的。城市人口综合管理部门、规划部门和有关学界应该从综合因素的视野出发，深入研究各因素特别是产业发展、技术和生产方式变化、城市化阶段等重要因素对人口适度规模的动态影响，并科学制定分时期的动态人口规划目标。
总之，静态的人口规划和人口管理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求，并且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通过行政管理的办法控制一个城市的人口总量在短期内会发生效果，从长期来看几乎没有这种可能。不仅上海大都市发展需要具有一种动态的适度人口规模的观点，几乎所有城市都应将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结合人口、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动态稳定和动态发展加以研究。只有形成动态的人口管理思路，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适当的人口综合调控政策和社会经济政策，才能不断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城市的不断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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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希哲、陈家华等. 上海人口增长趋势和最优人口规模研究. 2001年度上海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研究报告，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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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 上海人口合理规模研究. 2000年
上海市水务局. 上海水资源与人口总量关系研究. 2000年
上海市“十五”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重点专向规划（沪府发（2001）37号）. http://sh.gov.cn/gb/shanghai
日本都市计画学会. 《东京大都市圈地域构造•计画の步み•将来展望》. 彰国社，1992年
Cannan, E. 1929. A Review of Economic Theory. London: King
Wicksell, K. 1924. “The Crux of Malthusianism”, birth Control Review, 8, 171-172
Carr-saunders, A. 1922. The Population Problem: A Study in Human 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Dynamic Optimal Population with a Framework on Urban Ecological Analysis: Some discussions on Shanghai’s Population Management
REN Yuan
[Abstract] The author concludes the optimal population is not a static value, but is a dynamic process. It is not a pre-decided number, but a synthetic outcome determined by dynamic proces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EFS-model to explain the idea of Dynamic Optimal Population, that is population, environment, function and succession consist basic factors in a ecological system, which determine the optimal population by different stages and with different criteria.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promoting factors and resisting factors for population changes, and concludes the city’s optimal population will show a curve of ‘Upward First and Downward Later’. Based on theoretic analysis on dynamic optimal populat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timal population and urban management, and explains the necessities of dynamic population management for better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Dynamic Optimal Population, EFS Model
[Author] Yuan RE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at Fudan University (email: yren@fudan.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