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上海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

吴瑞君

　　
　　上海是我国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近年来，伴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上海人口老龄化更是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老化程度之深、速度之猛已高居发达国家大都市之列。鉴于人口老龄化对上海都市建设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此如何正确、全面地认识其可能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对于正确制定上海人口老龄化对策、平稳度过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意义重大。
　　
　　一、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客观的人口学现象，在任何类型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可能发生，但由于老年人口作为一个消费群体，需要在职的青年和成年劳动力加以供养，因此同样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有着显著的不同。发达国家因为是“先富后老”，对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负担的承受能力较强；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是“未富先老”，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无疑会影响其经济建设的步伐，正是因为如此，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更易被固化和夸大。在我国，学术界有关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直接影响的探讨及其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的呼声，使更多的学者将目光聚集于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负面作用，具体包括：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及史无前例的老龄化速度所引发的基本养老保障基金赤字、老年医疗保险费用支出沉重、养老机构及社区老年服务设施不足、家庭养老压力加大、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对年轻人就业构成竞争等影响，等等；而对于人口老龄化可能存在的正面效应及上述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的可能性，则论及不多，甚至存在不同看法。
　　
　　马克思唯物主义观认为，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人口老龄化也同样如此。人口老龄化并不只是意味着社会负担的加重，目前对人口老龄化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结论是将老年人口仅作为消费群体并在不考虑人均寿命延长、现代科技发展、人口质量提高的前提下取得的。事实上，个人寿命的延长与维持个人劳动能力的延续是呈同步发展的，在人类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今天，个人能为社会经济贡献的年龄也将大大延后；而在退休年龄政策仍然不变的前提下，老年人口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口的有充分价值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潜能将得到显现。换言之，当我们以积极的目光看待老年人口群体，将其看作是一种社会经济资源时，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也就随之显现。如在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中，低龄老人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是减轻社会经济负担，增长社会财富的一条途径；老年人口丰富的经验及知识积累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可以让年轻一代受益无穷。此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还未完全成型，因此可以借助经济转型期经济结构调整、市场细分等时机，将老年人群作为目标市场，及时进行技术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预期，老年人口特殊的消费结构必将引发社会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从而给商界带来巨大的商机。
　　
　　由此，我们可以给出人口老龄化正面效应的定义。所谓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指的是由于一国或一地人口老龄化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老年人力资源隐含的社会经济价值不断显现，给该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契机这样的一种积极效应；同时这种积极效应还包括通过充分利用人口老龄化的有利因素来缓解其不利影响，最终促进人口老龄化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整体效应。
　　
　　二、上海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分析
　　
　　上海是我国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即已跨入世界人口老龄化地区的行列，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已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均超过5%；据2001年末的统计数据，上海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为241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18.6%；无疑，上海老年人口的持续增长加重了上海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负担，但与此同时，上海人口老龄化也给上海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契机，具体而言，上海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上海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健康老龄化，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相对增多以及劳动力成本相应下降的双重效应
　　
　　前苏联人口学家C.A.托米林在《人口学与社会卫生学》一书中指出：“平均寿命每增加一岁，就是经济状况的一项重大成就，因为意味着培养‘无收入的’人的生命时降低了费用，也意味着大大节约了国民经济的资金，这种情况是国民经济平衡所估计不到的。”①① 转引自《21世纪上半叶我国老龄化问题的对策研究》邹平　邓文奎　熊必俊　程勇现时上海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退休年龄长期沿袭建国时所制定的标准，未有改变；从低龄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劳动能力及工作意愿而言，绝大多数的人员完全能够也愿意继续为社会发挥余热。而一旦有鼓励低龄老年就业的相关政策出台，不仅意味着同一时间内劳动力资源的相对增多，而且由于个人生命期劳动时间的延长，在客观上使社会培养一个劳动力的平均成本相应下降。从实际可操作性来说，当前上海劳动力市场年轻劳动力供给过多、成年劳动力下岗、失业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如果仅从劳动力的供需总量上看，鼓励低龄老人再就业似乎存在与成年、青年劳动力争夺劳动市场的矛盾。但从上海近年来老年人再就业的实际情况和效果来看，则不尽其然。老年人再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补充第二、第三产业中某些待业、失业劳动力结构性不足的性质，包括部分年轻人不愿做也不太容易做好，更适合老年人体力、心理、性格的工种。以技术工人为例，上海技校已连续多年招生不足，技术工人数量严重不足，后继乏人；而近些年退休的低龄老年人口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行培养的技术工人，因此对这部分老年技术工人资源的再开发，可以很好地弥补上海劳动力市场上技术工人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此外，通过鼓励老年人再就业，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增加老年人自身收入，增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能力。
　　
　　（2）上海人口老龄化促进了老龄产业的发展，将能为成年、青年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仅是各年龄段人口比重不断变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口的市场需求、消费需求相应变动的过程。随着老年人口的迅猛增长和其在总人口中比重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所占的市场份额也相应扩大。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一旦进入退休年龄，绝大部分人口将从原来的生产人口转为消费人口。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上海市男性60岁及以上、女性55岁及以上进入退休年龄户籍人口总量为275.03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为20.81%；在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基础上所作的上海人口增长预测中方案的结果表明，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未来50年上海进入退休年龄人口的户籍人口将呈高速增长态势。假定退休年龄维持不变，上海户籍人口中男性60岁及以上、女性55岁及以上的退休人口数量，将从目前的275.03万增长至2042年最高峰时的578.65万人，增幅高达110.40%。而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也将同步高速增长，从目前的33.96万人增至2043年最高峰时的183.43万人此预测数据转引自2002年上海市府发展中心课题“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影响及对策研究”。
　　
　　老年人口数量及占总人口比重的迅速增长将引发社会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的大调整，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及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以老年服务产业为例，居家养老和规范化的社区养老相结合将是我国养老的主要模式，而居家养老需要一定的劳动量，尤其是对于那些无法自理的老年人口，需要社区提供一定量的服务。因此80岁以上高龄老人群体的不断壮大，一方面意味着带病需要一定护理的老年人群体对健康护理方面及日常服务的需求见长，2000年调查数据显示，上海需要提供各种护理服务的老人约占60岁以上老年人的10%，按此比例简单推算，则2010年需护理人口总量将达到32.6万人，2020年为50.8万人，2030年为56.1万人，2040年为52.6万人，2050年为49.8万人；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背景下，家庭照料老年人的功能日显不足，只能求助于社会，走社会化的道路。这二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势必推动上海老年服务业尤其是社区助老产业的发展，仅就这一产业所能容纳的劳动力而言，将可为较多的成年及青年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3）上海人口老龄化的某些负面效应中蕴含着一定的正面效应，如果处理得当，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口老龄化给上海社会经济造成的负面效应有目共睹，但如果能够正视某些负面效应，并处理得当，则不仅可以将其降到最低，而且也有可能引发其中蕴含的正面效应，存在变负面效应为正面效应的可能性。如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城镇基本养老金支出的大幅度增加，这对社会无疑是个负面效应，但如果能够在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下，将基本养老保障基金中的个人账户由“空账”变成“实账”，改进增值办法，就能使这一基金成为一笔十分可观的建设资金。近年来，为确保老年人口群体的生活质量，上海率先在全国实施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改革和尝试，经过多年的运作，已建立了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但由于老年人口增速过快，统筹账户入不敷出，个人账户也就成了事实上的“空账”。“空账”所隐含的潜在风险将促使政府采取适当措施以充实个人账户。由于个人养老保险基金的交纳与支付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因此为确保基金的保值和增值，有关部门将会利用多种途径对基金进行投资运作，而数量巨大的基本养老社会保障基金将在上海的资本市场上发挥十分巨大的促进作用，最终推动上海城市建设的发展和繁荣。
　　
　　三、构建上海人口老龄化正面效应的引导机制
　　
　　综上所述，上海人口老龄化存在一定的正面效应，但正面效应的发挥和释放，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引导机制。鉴于上海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正负面影响作用存在一种相互相承的关系，因此应该将释放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和降低人口老龄化的负面效应放在同一高度进行统盘考虑，从制度化建设着手，在对释放上海人口老龄化正面效应的对策、转负面效应为正面效应的可能性及主要影响因素、条件进行充分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利于正面效应释放和负面效应降低的长效的引导机制。具体的举措包括：
　　
　　一是在提倡健康老龄化的前提下，积极引导低龄老年群体尤其是低龄健康老人转变价值观念，挖掘自身潜在的社会经济价值，继续为社会发挥余热。在国家暂时还不可能延长退休年龄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应将开发利用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作为一项实事工程来抓，鼓励和帮助老年人再就业，培育老年就业市场，并在适当时机推迟退休年龄，以达到减少劳动力成本以及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双重效应。
　　
　　二是建立和完善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公开信息制度，引导老年劳动力尤其是具有一技之长的低龄老年人在某些供需有缺口的工种再就业，以缓和上海劳动力市场供需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为此，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在认真研究上海市劳动力供需结构存在的矛盾及中长期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出台相应的补充规定，如允许部分社会需求缺口较大的行业的专业人员延长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参与自身能力许可且与年轻劳动力竞争较小的行职业竞争，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等等。为确保公开信息的正确及时效性，应该建立专门的机构和一定的考核制度，在信息披露之前进行核实并在第一时间内进行更新。
　　
　　三是大力发展老龄产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降低失业率，缓解失业和下岗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压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为鼓励更多的企业加入老龄产业，可考虑实现政策倾斜。这些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专项拨款、补贴、减免收费等等）、税收政策（优惠与减免等）、信贷政策（贷款的规模、期限、利率等方面的优惠）、价格政策（价格保护、价格限制等）、外资政策（鼓励和吸引外资的进入等），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设立老龄产业基金，发行社会福利彩票，发行老龄产业的股票和债券、接纳社会捐赠等方式，为老龄产业的发展筹措资金。针对一些与老年福利和老年救助有关的老龄产业部门，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一些特殊的支持政策。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形成政策合力，避免政出多门可能导致的各项政策的相互抵触和冲突，以保证政策支持的有效性。
　　
　　四是进一步完善各项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在发挥其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同时，诱导和发挥其中蕴含的正面效应。以基本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为例，地方政府首先应采取切实措施让“空账”转为“实账”，其次应组织相关人员在对基本养老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和增殖渠道及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专门的机构进行资金安全运作，投放于资本市场，推动城市建设的发展和繁荣。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回到页首`	`关闭该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