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人口规模分布和城市化

朱宝树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上海和长三角人口规模与人口分布、城市化的关系及有关问题，主要提出以下三个观点：1、跳出长三角看长三角，跳出上海看上海，关注人口分布比例的变化；2、人口规划目标：可能趋势值与理想规模值之间的某个平衡点，避免过理想化倾向；3、树立科学的大人口发展观，实施以人为本的城乡统筹型城市化战略。
　　
　　关键词：长三角，人口规模，分布，城市化
　　
　　一、值得注意的特点
　　
　　1、长三角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下降转为上升。
　　
　　本文中的长三角是指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等8市，和浙江省的杭州、宁波、绍兴、舟山、嘉兴、湖州6市，共15个城市。从人口绝对数看，长三角都市圈的人口规模一直是在增大的，据历次人口普查，1964-1982年，长三角人口年均递增1.3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9；1982-1990年，长三角人口年均递增1.0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8%；1990-2000年，长三角人口年均递增1.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1%。由于前两个时期长三角人口增长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长三角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1964年的7.5%下降为1982年的6.6%，1990年又下降到6.4%，但1980年代下降速度已比1964-1982年明显减慢。1990年代，长三角人口增长速度转变为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2000年长三角占全国总人口比重比1990年上升了0.1个百分点。可见，过去一个长时期里，长三角在全国的相对人口规模一直是趋于逐渐缩减的，直到进入1990年代以来才开始转为相对扩增。尽管整个1990年代只上升了0.1个百分点，但却预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

表1 上海都市圈人口规模增长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历次人口普查，本表长三角因资料所限未计入台州市。
　　
　　2、长三角人口分布由非中心化转变为中心化集聚。
　　
　　改革开放之前的一个长时期里，受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制约，长三角各城市人口增长的地区差异与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几乎全然无关，甚至呈现异常的负相关。据历次人口普查，1964-1982年，作为长三角核心城市的上海市占长三角总人口的比重由20.39%下降为17.72%，1982-1990年转变为年均上升0.08个百分点，1990-2000年年均上升达0.16个百分点。1982～2000年，沪宁杭甬和苏锡常等经济发达城市的人口份额都趋上升，而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南通、嘉兴、湖州、镇江、扬州、泰州、绍兴、舟山等8市则都趋下降。总体看，改革开放之前长三角的人口分布基本呈现非中心化态势，而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则出现了中心化集聚的发展趋势。长三角各城市的人口比例变化与各城市间的人口迁移密切相关，凡是在长三角城市间人口迁移中表现为净迁入的城市，其1990年代人口比例均表现为上升；凡是在长三角城市间人口迁移中表现为净迁出的城市，其1990年代人口比例基本上都表现为下降，例外的是常州市，但其净迁出率和人口比例降幅都属最小。上述状况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表2 长三角的城市人口分布 %

　　资料来源：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因资料所限，本表未列入台州市。
　　
　　3、长三角人口迁移高度集聚于上海市。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1‰抽样数据大体推算，普查前5年内长三角16个城市共吸收来自长三角之外地区的净迁入人口1060余万人，其中，31.35%集中于上海，其次为杭州、苏州、宁波、南京，各占8.91%、8.36%、7.63%、7.08%，以上5个城市合计约占三分之二。从长三角内各城市间迁移看，在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这几个净迁入城市合计净迁入75.40万人中，上海市占了50%，其次为南京和杭州这两个省会城市，各占14.54%和11.54%；而在其他10个人口净迁出城市中，人口净迁出量最大的依次为南通、台州、泰州、绍兴，各占10市净迁出总量的25.64%、24.50%、15.68%、13.25%。

表3 1995-2000年长三角各城市的净迁移人口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长表1‰抽样数据推算。

　　4、城市人口郊区化扩散与农村人口城市化集聚同时加快推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三角在农村人口城市化加快推进的同时，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城市中心区人口郊区化分散的现象。以上海为例， 1990年代，上海核心城区常住人口由246.3万人减少到206.9万人，净减39.4万人；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新建城区分别净增94.2和245.5万人。城市人口郊区化扩散流与农村人口城市化集聚流高强度辐合于大城市近郊，1990年代上海全市总人口中近郊地区所占比重由23.6%上升到50.7%。要指出的是，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城市人口郊区化与农村人口城市化二者间的关系具有一些非同一般的特点。发达国家的城乡人口扩散-集聚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先集聚、后扩散”，即城市人口郊区化基本上出现于人口城市化已达高水平的情况之下；而我国现阶段的大城市人口郊区化同时伴随着农村人口城市化集聚的加快推进，由此导致大城市郊区人口社会重构问题悄然凸现。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上海近郊区人口中出生后一直居住本街镇的人所占比重仅30.74％，5年内迁入人口占43.08％，迁入人口主要来自市中心区、市郊农村和外省市农村。与过去相比，市民与市郊农民、外来农民工聚居于同一社区的情况大量增多，与此相随，城乡二元结构也由过去城乡分割的异地状态转变为“零距离接触”的同地状态。
　　
　　二、值得探讨的问题
　　
　　1、都市圈人口密集程度的国际比较问题
　　
　　在讨论长三角都市圈人口规模问题时，经常要与世界上的一些大都市圈进行比较。例如，2000年日本东京都市圈占日本总人口比重达16.8%，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427人；而长三角都市圈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6.5%，人口密度仅每平方公里823人，均远远低于日本东京圈。但是，还要注意地区人口密度与所在国家平均密度对比关系的国际比较。日本东京圈是在占全国3.59%的土地面积上承载全国26.24%的人口，其人口集中指数为7.31（即为全国平均密度的倍数）；而长三角则是在占全国1%的土地面积上承载全国6.5%的人口，其人口集中指数为6.24，与东京圈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表4 2000年中国上海都市圈与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集聚指数比较

　　绝对数栏内人口单位为百万人，面积为万平公里，人口密度为人/平方公里；指数栏内以全国或都市圈人口、土地面积为100，全国或都市圈平均人口密度为1.00。
　　
　　国际比较显示的差距，一方面可以说明长三角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有继续上升的潜力；另一方面，对这种潜力也不能过高估计。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本上只能主要依靠本国资源支持其生存发展；长三角虽然可谓“金三角”，但其“含金量”尚待逐步提高，在可以预计的未来，其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承载力很难提高到与东京圈那样的水平。1990年代长三角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只上升了0.1个百分点，即使按2000-2030年间每10年提高0.5个百分点这个很可能是偏高的估计，2030年长三角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也只有8.0%。其实，发达国家的许多经验一方面很值得借鉴，另一方面也并非都适宜当作我们发展目标的参照系。
　　
　　2、都市圈核心城市人口密集程度的国际比较问题
　　
　　与世界上一些大城市相比较，上海市的人口密度不算高，例如，2000年日本东京都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398人，为上海市的2.09倍。但是，东京都是在占全国0.58%的土地上集中了9.41%的人口，其人口集中指数为16.27；而上海则是在占全国0.07%的土地上集中了1.30%的人口，其人口集中指数达19.63，即大于东京都的人口集中指数。
　　
　　从土地面积看，上海中心城和周围的闵行、宝山、嘉定、浦东新区合计为2058平方公里，我们不妨把上述范围的地域称为“上海都”，与面积比较接近的东京都（2187平方公里）作一比较。事实上，上述范围的“上海都”才是比较确切意义上的长三角核心城市部位，其人口密集程度高于日本东京都。
　　
　　1990-2000年，“上海都”人口由985万人增加到1253万人，而东京都人口则由1185万人减少到1180万人；“上海都”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4788人增加到6089人，而东京都则由5428人减少到5398人。2000年，“上海都”人口和土地面积各占上海都市圈的15.2%和2.1%，“上海都”相对于上海都市圈的人口集聚指数为7.24，明显高于东京都相对于东京都市圈的人口集聚指数（2.22）。总体看，上海都市圈人口尚处于中心化集聚阶段，而东京都市圈人口则已进入了非中心化阶段。但是，在上海市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中心城人口向外分散的非中心化或郊区化趋势，而上海郊区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既将进一步吸引市中心人口郊迁扩散，也将吸引市外人口向上海迁移集聚。

表5 “上海都”与日本东京都市的人口分布状况比较

　　资料来源：上海市根据第四、五次人口普查和有关统计数据；日本东京都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环究所编《人口统计资料集》（1998），厚生统计协会发行。
　　
　　如果将上海中心城和周围的闵行、宝山、嘉定、浦东新区大体视同为东京都市的“人口集中”和“人口非集中”地区，并分别统称为“都心区”和“非都心区”，则可发现，1990年“上海都”的平均人口密度低于东京都，而都心区和非都心区的人口密度却都分别明显高于东京都。1990～1995年，东京都的总人口和人口密度已趋减小，都心区的人口密度有所提高，而非都心区的人口密度则趋下降。1990～2000年，上海都的总人口和人口密度趋于上升，都心区的人口密度明显下降，而非都心区的人口密度则明显上升。
　　
　　上海都2000年总人口密度为东京都1995年总人口密度的1.13倍，而上海都心区和非都心区的人口密度则分别为东京都的2.01倍和12.08倍。其原因在于，上海都都心区的人口与土地面积所占比重各为66.02％和18.35％（2000），而东京都都心区人口与土地面积所占比重各为97.9％和48.2％（1995）。
　　
　　上述差异反映了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密度差别效应。在一定条件下，一定区域在总人口密度上升的情况下，城市化可以对分城乡的人口密度同时起到一定的疏降效应，其条件即为：城市化人口扩增量与城市化地域扩增量之比正好介于原城乡人口密度之间。
　　
　　三、几点启示
　　
　　1、跳出长三角看长三角。
　　
　　城市和城市圈的人口规模增长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更大宏观层面上的人口城市化和再分布的结果。研究制定城市或城市圈未来人口目标，不能只考虑城市或城市圈本身的一系列“内生”变量或“一厢情愿”。事实上，在城市化快速推进、区域和城市间加剧竞争、城市人口自然变动普遍趋于负增长的新形势下，城市和城市圈的人口规模增长变化很多情况下并不主要取决于内生变量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外生变量。长三角都市圈及其各个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集聚-扩散运动的客观规律，其变化趋势一定要放在全国人口再分布和城市化的大背景来深入考察。也就是说，要跳出长三角看长三角，跳出城市看城市。不妨可将关注点聚焦于人口集聚度：都市圈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都市圈总人口中各个城市所占比例变化的过去走势和未来趋势。这个比例看似简单，但却集中反映了都市圈内外各种因素对都市圈人口规模的综合影响。今后20年内，长三角都市圈人口中心化集聚的趋势仍将继续。1990年代长三角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6.4%上升到6.5%，上海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1.2%上升到1.3%，即10年上升0.1个百分点。如果继续保持这个趋势，当2020年全国总人口增长到将近15亿人时，长三角人口将增至1亿以上，上海人口也将增加到2200万人以上。
　　
　　2、城市人口规划目标：避免过理想化倾向。
　　
　　过去的经验表明，在都市圈人口分布处于中心化集聚阶段的情况下，作为集聚中心的城市一厢情愿的人口总量控制目标几乎从来没有如愿以偿，1980和1990年代，上海曾先后提出200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350万人和1500万人以内；编制“十五”规划时又曾提出“十五”期末全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650万人，外来常住人口控制在300万人以内，事实表明，这些目标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应验了“计划设有变化快”。此外，在都市圈人口分布处于中心化集聚阶段的情况下，作为非集聚中心的地区急于做大城镇人口规模的理想往往也总是欲速而不达，小城镇个个要做大，结果却是个个长不大。
　　
　　必须注意人口趋势、理想或最优规模、规划控制目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人口趋势预测通常主要考虑人口过程的自身规律，要回答的是“可能将会达到多大规模”；理想规模通常是指一定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条件下的可承载的理想人口数，要回答的是“最好多大规模”；而规划控制目标所要回答的则是“希望而又可能实现的规模”。今后某个时点上的人口规划目标应是可能趋势值与理想最优值之间的某个平衡点。当然，这个平衡点并非折中，而是权衡。如果要提高规划目标的理想化程度，即缩短规划目标与理想规模的距离，那就必须加大调控力度或投入；而相对较小的调控力度或投入则同时意味着相对较小的理想化程度。同时，调控只能适度，只有当趋势值与理想值比较接近时，调控目标才能比较接近理想规模。规划目标既不能与过理想化的趋势预测值划等号，也不能等同于期望实现的理想规模。近年来，城市适度人口或理想规模研究日益引起热切的关注，这是好事。但是，制定人口规模的规划目标必须避免过理想化的可能倾向。
　　
　　3、树立科学的大人口发展观，实施以人为本的城乡统筹型城市化战略。
　　
　　必须看到，长三角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圈，其城市化发展明显滞后，一是统计意义上的人口城市化实际水平偏低，二是人的城市化更为滞后，大量进城农民虽然已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实际并未真正市民化。城市化滞后，是社会发展滞后的集中体现。长三角的城市化必须加快推进，但必须实施以人为本的城乡统筹型城市化战略。在中国农村人口仍居高比重、三农问题相当突出的情况下，加速城市化过程必须十分重视城乡统筹发展。要注意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没有城市化就无所谓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和城乡差别。城乡差别产生于城市化，而又终将通过城市化而逐步缩小以至消除。中国城乡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解决的希望和矛盾很大程度都在于城市化。城市化的本义是农村城市化，我们的城市化不能只是定位于使市民生活得更美好，而是也要真正促进农民市民化，使大量进城农民也进一步真切地感受到上海世博的美好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城乡统筹的重点在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再分布不只是一个人口数量规模分布的机械变动过程，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和重构过程。如果只有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数量增长和城市化率提高，而没有同步加快真正意义上的进城农民市民化进程，那么，这种城市化很大程度上只是原为“异地”状态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内部“零距离接触”的“同地化”过程。
　　
　　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大人口领域，就是一个科学的大人口发展观问题。要以科学的人口发展重思人口问题。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人口综合调控势将趋向于不再以人为被动的调控对象，而是也要高举尊重和维护包括自由迁徒流动权在内的人权大旗。新形势下，凡是不利于人口合理流动的制度障碍都将撤除。户籍制度需要改革，但是，“户口松一松，人口动一动”的思维已经脱离实际。应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主要导因于人口流动的区域、城市人口总量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我们还很缺乏经验。如果要说有经验，也许就是如前所述的“计划没有变化快”。在人口综合调控问题上，如何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值得深入研究。也许，适应人口趋势，搞好以人为本的综合改革和为民服务的宏观调控，才是人口综合调控的应有之义；优化人口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才是优化人口环境的应有之义。任何区域的适度人口都要服从全国人口的适度分布，新形势下的区域或城市人口规模问题，更要讲究区域统筹和城乡统筹。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参考文献：
　　
　　1、张善余，上海大都市圈人口现状趋势及国内外比较研究，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人口系列专题成果汇编》（2001-20002年）下册，2002。
　　
　　2、王桂新，上海与东京人口变动之比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3、朱宝树，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社会重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4、朱宝树，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和城乡协调发展，《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回到页首`	`关闭该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