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教育、人口－－可持续发展三层次

发布日期：08/16/2005 02:38:06 PM

　　劳动力再生产的三种方式(医疗、教育、生育)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次

　　由于人是物质生产的主体，社会要持续发展，要使劳动力资源生存和繁衍，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必须对其进行投资。医疗、教育、生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三种方式，这也是目前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几个方面。

　　1、医疗：

　　医疗保健是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通过医疗保健，防止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快速恢复、延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相对于劳动力完全更新来说，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劳动力再生产方式。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我国卫生工作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由于大众是劳动力的主体，因此中国的面向大众的医疗方针是正确和卓有成效的。而过去二十多年，由于经济和教育的某些失误所引起失业率高，劳动力一直过剩，政府没有意识到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性，反而实施了商业化、市场化的医疗改革方案。与此同时，贫富差别不断增加，但掌握社会财富的不一定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医疗市场化后医疗服务重点从过去面向财富创造者的普通大众转而面向财富拥有者的富裕阶层。由于这些富裕阶层的医疗需求与普通大众的医疗需求是不一致的；而“预防”几乎没有现实市场意义（但其意义长远），自然遭到忽视。导致现有医疗卫生体制脱离了“预防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恢复”的主道，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市场跟着财富走，老百姓感到“看不起病”，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使得劳动力不能得到及时再生而过早丧失。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坦承：“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现在本届政府提出了新型医疗改革方案，力求降低医疗成本，可短时间内就再生一些劳动力，有利于本届政府和今后政府。

　　2、教育：

　　教育是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途径。生产力的提高取决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指出：“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的途径。教育周期性导致这种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滞后性，因此“教育产业化” 有利于本届政府，但却使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大大提高，加剧了劳动力再生产低水平的重复和恶性循环，不利于今后政府。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储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决定了各国角逐的胜负，这基本上也已形成了一个共识，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完全把对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种国家长期性的战略投资。解放后中国也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基础教育仍然做得令人刮目。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比非洲穷国都少，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有限的教育经费却大量投入到高等教育，导致大学生和低素质人员找不到工作，技术工人却奇缺，结构性民工荒已经开始。中国社科院的资料显示：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是18～25岁的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连续多年的低生育率加上青壮年农民工进城，现在农村正沦落为老弱病残的基地。可见中国现在就业压力大很大程度归因于教育投入低和结构不合理。请参阅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农村离免费义务教育有多远？》（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4/200445/fmwz.htm）。其中一段如下:“令人欣慰的是，新一届政府对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这一提法非常重视，在2003年的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表的周洪宇将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直接上书温家宝总理时，立刻引起了总理的重视，“农村免费义务教育”陡然成为两会关注的热点。并且现在有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免费义务教育的尝试，如江苏省苏州市面向市区特困家庭上初中的子女，开办了“免费教育班”。这让人看到，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虽然仍有许多困难，但它毕竟离现实并不算遥远，关键是要看怎样去实现”。

　　改革教育体制，降低教育成本，本届政府不一定能受益，但却有益于今后政府。

　　3、人口政策：

　　劳动力的寿命是有限的，这就必须通过生育加以补充。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才能防止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由于人口更新的周期更长，成本更高，限制人口增长，不但减少培养成本，又增加妇女劳动时间，绝对是有益于本届政府和今后几届政府（就像医学上的预防一样对本届政府没有好处，反而耗费本届政府的财力，今后社会才能受益）。但却使得再后面的政府面临危机，使得现在的劳动力老无所养（现在全国13亿人通过纳税或者其他途径给四千万城市老年人提供养老金；今后城市化达到70%，全国四亿老年人都得靠国家提供养老金）。

　　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就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要是有真正的、有社会良知的人口学家，就应该在1980年代后期就提出调整方案，不至于在15年后的2005年还实行以限制人口增长为标志的计划生育，这近20年的时间内有谁真正强烈地呼吁过（不关痛痒的建议不算）？胡主席意识到人口学界和计生委的思维缺陷，明确提出“要创新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路和机制”，足可见他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和担忧。2004年启动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从目前透露的情况看，好像“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重点还是放在“耕地、粮食、淡水、能源”等方面，不是放在“以人为本”。人口发展战略组好像还是在为过去人口政策歌功颂德或者寻找辩护依据。“耕地、粮食、淡水、能源”固然非常重要，但正如孔子所说“尽美矣，未能尽善”。比如1981年多位学者提出中国最适人口为7亿，那么如何将人口降低到7亿？当时中国总人口10亿，其中1950年以前出生的有3亿，就算一个小孩都不生，也要等2023年左右1950年以前出生的人基本去世才能降低到7亿。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2023年时候中国最适人口早就远远超过7亿了，这个时候最年轻的人也已经42岁了，有生育能力的妇女比例微乎其微，中华民族也即将灭绝。1981年中国最适人口为7亿时，政府无力降到7亿；以目前1.3的生育率到2070年人口真的降到7亿的时候，人口容量已远超过生育能力，老年化程度早就超过了社会承受力，人均抚养比已经创历史纪录，生育愿望已经非常低了，政府使尽一切鼓励措施都难以提高生育率了。

　　何况相对于日本、韩国、英国、德国、荷兰、印度（中国耕地比印度少，但中国草原面积比印度国土面积还多），中国在人均耕地、粮食、淡水、矿产资源上并不处于劣势。

　　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最多只能达到1.8的生育率，经济结构决定了即使鼓励生育也难以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峰值人口连15亿都难以达到。现在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都能养活13亿，今后只要调整发展模式，可以很从容地养活、养好15亿人口。“天不老地不荒”，耕地、粮食、淡水等资源是可再生资源，但人寿却缺暂，尤其是生育时间是很短的，生育政策再继续几年，将使得一代人错过生育季节，给个人留下终身的遗憾，给民族留下历史的遗憾，并彻底改变全球民族构成。

　　从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看，有些学者和计生委官员意识到计划生育的错误，但却缺乏纠正的勇气，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比如上海生育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了，在其他国家的话，市长应该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了，但是上海现在连二胎都不敢放开。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毕竟是基本国策，要改起来哪有那么容易？”，说要想确定无疑地证明计划生育是错误的，恐怕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但就像用人工喂养代替母乳喂养才需要非常慎重一样，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才需要慎重，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人口问题本身就是慢性问题，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科技进步增加人口容量问题、老年化问题）。停止计划生育就相对于恢复母乳喂养，天经地义！母乳喂养短时能研究透吗(通常情况也用不着研究透)？问题是，等经过周密研究发现人工喂养确实不好，想改回母乳喂养时，已经吸不出奶了(孩子隔了几天不吸奶就会断奶的)，计划生育的宣传已经将生育愿望折腾得只有这么高了（中国社科院和国家计生委两次调查农村1990年代的生育意愿只有1.8左右了；越南文化、体制背景与中国类似，经济改革比中国晚十几年，国民收入只有中国一半左右，生育政策远比中国宽松，但生育率也从1960年代的7.0降低到1970年代的6.0， 1989年的3.8，再降到1999年的2.3，现在只有1.94了）。亡羊补牢，越快越好。人口学界应该将功折过有所作为，否则就是一错再错。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就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要是有真正的、有社会良知的人口学家，就应该在1980年代后期就提出调整方案，不至于在15年后的2005年（自1990年代中期起生育率只有1.3左右）还实行以限制人口增长为标志的计划生育。现在开始反思计划生育，又有一些“人口学家”加以阻拦，耽误的20年谁来负责？现在名不见经传的人口学家，今后从历史角度看，却可能是著名的民族罪人。

　　这次国务院能给医疗改革一个客观的评价：“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之所以能给出这样的客观评价，一个重要原因是前几年的SARS流行，国家更换了卫生部领导，圈子外的铁腕人物吴仪主管卫生部，现任卫生部长高强也是圈子外人，他们没有卫生系统的习惯思维，也没有个人利益冲突，在吴仪和高强的主导下，得出客观评价是不让人感到意外的。“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与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要是换成卫生系统的人主导这次评估，结论可能就不完全一样了。

　　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主要成员似乎还是以前人口政策制订者或者计生委官员。我并不怀疑他们主观动机，但我担心他们很可能被习惯思维所左右。古人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希望人口战略组能够本着胡锦涛主席提出的 “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就全力去做，凡是不符合的就毫不迟疑地改”精神，重新审视中国人口问题。

　　4、谁应该为近年矿难负责？

　　近年中国矿难频发，有人认为是本届政府的责任。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本届政府在为前两届政府背黑锅。近年矿难增多是因为电力短缺，市场需要加速开采煤矿。为什么会电力短缺呢，是因为几年前学者判断失误，政府在1997年后限制电力投资。从更长远看，法国核电占40%以上，德国、日本占20%左右。而中国是个能源短缺的国家，但核电发电量仅占我国总发电量2%。要知道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在核能研发上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改革开放以来在核能利用上几乎停滞。现在还得很大程度依赖煤电，谁应该为每年死去的矿工负责？请看《光明日报》:“核”之聚焦：从毛泽东的远见到中国能源安全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120096.html。要是这样一届一届地背黑锅，怎么持续发展？不考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只能是掠夺经济。

　　唐代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宿命。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才能结束这种宿命。

　　可见，劳动力再生产的三种方式(医疗、教育、生育)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次：

　　低层次必须改革医疗制度；

　　中层次必须改革教育制度；

　　高层次必须改革人口政策。

　　附：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百年前有一个英国学者，叫做马尔萨斯，他因为忧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给的物产有限，主张减少人口。曾创立一种学说，谓：‘人口增加是几何级数，物产增加是数学级数。’法国人因为讲究快乐，合他们的心理，便极欢迎马氏的学说，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们所用减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这种种自然方法，并且用许多人为的方法。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作者：易富贤）

（选自：博客中国 2005-08-15）


`回到页首`	`关闭该页`